《中国国家地理》 2006年第08期：14座8000米级山峰

 

［科考］

世界屋脊的沧海桑田

作者：潘裕生 

地球上所有的8000米级山峰全都集中在一块连续的高原面上,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本文作者、著名大地构造学家潘裕生认为,现在看来属于“必然”。然而,沧海桑田不仅仅是忧伤的感叹,而是已经、正在而且还将继续发生的地质故事。1亿年、10亿年之后的世界之巅是否依然为珠穆朗玛,还不得而知。

翻开世界地图,在亚洲中部偏南的位置,可以看到一片独特的深棕色。如果从高空飞过这个区域,只见“深棕色”原来是一片雪峰的海洋,其闪耀的寒光让人热泪盈眶。

这就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她向西的延续帕米尔高原。这片高原高大而宽广,南起喜马拉雅山,北到昆仑山,东自横断山脉,西至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高原上最为著名的两条山脉是位于最南侧的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它们气势恢宏,好像上帝举起的世界上最高的展示台,把世界上全部的8000米级山峰一一展览。

它们为何如此高大?解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山脉的成因。在地质学早期,曾有“水”、“火”之争:“水成论”认为山脉由水成岩形成;而“火成论”认为山脉由火成岩形成。如此“水火不容”,争论了几百年。1859年,美国学者赫尔提出山脉所处位置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狭长的深槽:地槽。由此而发展的地槽学说认为,山脉的形成与物质在地槽中的不断堆积有关。这结束了水火论争,在地质学上统治了100多年。

“任何人观察南大西洋的两对岸,一定会被巴西与非洲间海岸线轮廓的相似性所吸引住??巴西海岸有一个海湾,非洲方面就有一个相应的突出部。”这是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的名著《海陆起源》前言中的一段话。1910年秋的一天,魏格纳百无聊赖端详世界地图时,发现了上述有趣的海岸线吻合现象。他没有放过这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两年后,就提出了划时代的“大陆漂移学说”。

魏格纳设想,直到3亿年前,全球只有一块陆地,名为泛大陆,周围是一片海洋,名为泛大洋。在2亿年前,泛大陆才开始分裂、漂移??他因此被誉为“地学界的哥白尼”。但当时,他穷尽毕生力量也没能合理地解释动力来源,只能苦恼地喟叹,“大陆漂移学说的牛顿尚未诞生”。他的理论引起了地质学界的地震,同时遭到宗教势力的反对,所以很快销声匿迹了。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测量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魏格纳的名字又被屡屡重提。新的发现证明大陆确实发生过大规模的移动。但和魏格纳的设想不尽相同:大陆是老的,组成大陆的岩石中最老的已有40亿年以上的历史;而海洋是年轻的,组成大洋底的岩石最老不超过2亿年。

海洋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通过声呐测量海水深度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海底并不平坦,存在着一条连接各大洋、绵延几万里的海底山脉:大洋中脊。新的物质会不断从大洋中脊下面上升,并把中脊两侧的物质向外推挤,进行“海底扩张”。这为“大陆漂移”找到了动力。当然,地球的表面积并不会因此而膨胀。大陆和大洋之间存在一条45°倾斜的“岩石圈消亡带”。海底扩张的新物质被推移到这个带时,因比大陆物质重,会插到大陆下面而“消亡”。

地球的表面就是这样被大洋中脊和岩石圈消亡带划分成了几个(岩石圈)板块。至此,一个全新的、迄今尚未受到严峻挑战的理论——“板块构造学说”正式提出。它的问世是地球科学的又一次大革命。

根据板块构造理论,造山作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大洋岩石圈插向大陆下面,如美洲西海岸,由太平洋板块向东插到美洲板块下面,形成科迪勒拉山系,此类型就叫做科迪勒拉型。另一种则是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型,由大陆对大陆的碰撞而形成。喜马拉雅自然就是后者了。

先说青藏高原。她由6个小板块在5亿多年里,经历多次海洋消亡、大陆碰撞拼接而成。碰撞首先从高原北部开始,逐步向南推进。直至5千万年前,古地中海消亡,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与亚洲主大陆发生了碰撞,并拼接到后者的南缘,青藏高原才有了雏形。当然,那时她没有现在这么高。其南部海洋刚消亡,北部山脉经风化剥蚀后,仅类似我国现在东南部的低山丘陵。

山脉的“生长”是由两方面因素确定的:受到挤压应力而长高、因为风化剥蚀而降低。风化剥蚀是一直存在的,一些山峰抬升不如剥蚀快,于是变矮;另一些山峰剥蚀不如抬升快,则节节升高。

青藏高原究竟是如何“长高”的?自1亿8千万年前开始,印巴次大陆从非洲大陆断离出来,每年以12厘米的速度向着现在的位置漂移。与亚洲大陆碰撞之后,它依然以每年6厘米的速度向北移动,像个楔子一样渐渐从南麓插入了喜马拉雅山脉。于是喜马拉雅开始崛起。这个应力快速向北传递时,北侧亚欧大陆还会产生反作用力,因此整个青藏高原处在南北向挤压状态,发生了变形。岩石的褶皱在南北方向缩短,并向上拉伸而使地壳加厚,这个抬升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剥蚀,于是地形渐渐增高。而且岩石圈的强度也随之增强,已很难再继续发生褶皱而被压缩,主要靠向上的抬升来抵消南来的应力,所以青藏高原抬升得越来越快,在短时间内即“长”成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而今,印巴次大陆仍在向北移动,青藏高原仍是世界上最年轻、最富有活力、抬升最强烈的高原。不过,整个高原的抬升速度并不一样。最直接受力的喜马拉雅山吸收了南来应力的一半,每年抬升速度达6-8毫米。而高原北部广大地区吸收了另一半的应力,因此抬升稍慢,约为每年4毫米。

或许,这就是喜马拉雅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高山脉、能够集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8000米级山峰的原因。仔细比较,还有一些8000米级山峰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就不难理解了,由地理位置决定,它也是受到印巴次大陆强烈快速地向北楔入影响最深的山脉,属于现代最强烈的快速抬升区。

当然,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扩大为1亿年、10亿年,也说不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会突破9000米甚至10000米或者反之渐渐变矮甚至变成新的海洋;印度洋消亡、喜马拉雅的西南侧耸立起更加高大、巍峨的山脉,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到那个遥远的未来,世界之巅花落谁家,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珠峰预报天气

作者：高登义

 

因为天气好坏是关乎登山(特别是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成败、生死的大事,气象学家开始研究珠穆朗玛等山峰是如何深刻地影响气候的。本文作者,著名高山气象学家高登义,曾多次参与珠峰等登山科考队气象小组的工作,因预报准确,曾被誉为我国“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

气候规律决定登山季节

2002年,最让登山者心痛的日子莫过于8月7日。那一天,5名北大“山鹰”折翅在希夏邦马西峰下。从表面上看,夺去他们生命的是一场雪崩。但我认为,不了解喜马拉雅的气候规律,在技术不成熟的时候就选择反季节登山,才是这次山难最应反思的症结所在。

1966年,26岁的我应邀前往珠峰参与登山气象小组的工作。此后我断断续续地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珠峰地区和东段的南迦巴瓦峰地区度过了11个春秋。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积累,我渐渐摸清了这个地区的气候规律。

登山季节,就是适宜登山的季节。根据登山家们的实践经验,攀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必须避开雨季。高山上的降雨就是降雪。8月7日的希峰,正是雨季当头,新雪降临,于是引发了雪崩??

当西南季风把印度洋的暖湿空气向北输送,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宛如一列巨大的屏风,产生了屏障作用,造成了南北两侧气候的差异。最高大的珠峰屏障作用最明显,就降雨而言,南北两侧截然不同:在南侧,雨季6月上旬就来临,9月中旬才姗姗离去,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000-3000毫米;而北侧雨季相应较短,仅从6月中旬到9月上旬,多年平均降水量不到南侧的15%。

大风也会影响登山。它不仅仅使行动困难,还会加速人体的热量丧失,使“体感温度”降低——感觉更寒冷。在相同气温条件下,风速越大,“体感温度”越低。若气温为零下15℃,风速10米/秒,“体感温度”已零下30℃,人体极易冻伤。珠峰地区盛行西风,加之海拔越高风速越大,冲击8000米的登山者常常在海拔7000米以上活动。在这个高度,零下15℃、风速10米/秒,已是不错的天气条件。因此,他们常常面临大风带来的冻伤威胁。

截至2002年末,约有1700人次从珠峰南北两侧成功登顶。总结他们成功和其他人失败的天气条件可以发现:从南坡攀登,主要危险是大雪与雪崩带来的生命威胁,尤其是在海拔5000-6000米的雪崩区,所以南坡登顶成功的重要天气条件就是无降水或微量降水;从北坡攀登,主要危险是大风带来的冻伤和生命威胁,因此北坡登顶的主要天气条件是小风——在8000-9000米高度的风力小于8级。

资料表明,珠峰7000米以上高空风速在每年11月至次年3月的5个月间最大,平均超过8级(风速为20米/秒)。综合上述气候条件,在喜马拉雅山脉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最佳登山季节是:南侧4月中旬至5月下旬、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北侧季节稍长,为4月中旬至6月上旬、9月中旬至10月中旬。

预报天气的科学手段

登山季节是在气候规律条件下总结出来的,但是天气就像上帝之手,即使在登山季节也变化多端、高深莫测,掌控着登山的进度安排、成败甚至生死。许多在登山季节里发生的山难都是因为天气突变而没有及时下撤。

天气突变有没有征兆?当然是有的。这有些像钓鱼。钓鱼高手根据浮标的轻微摆动,就可以知道水底下正在发生的事:鱼儿咬钩了,鱼儿上钩了,多大的鱼、什么鱼或者只是一阵风??我们常常用的“浮标”就是探空气球。

1966年春,我在珠峰大本营气象小组工作。中国登山队的队员在7000米以上的高度活动。每天,报话机里都会传来队员的报告。“大本营!现在风很大,至少超过八九级,无法行动。”过了两三个小时,又传来一条:“现在风突然变小了,只有三四级,可以行动。”有时一天之内,他们传来三四次时大时小的高空风速报道,总是让人诧异。

我怀疑这与山地背风波动有关。为了求证答案,1975年5月,我们在珠峰北坡每天施放6-8个探空气球,每隔3-4小时施放一次。后来,与此相同季节,我们又在绒布河谷西侧利用了大量等压平飘探空气球进行测试。

果然是背风波动。测试结果表明:高空盛行西南风时,在一定的大气垂直结构条件下,珠峰北坡地区上空7000-10000米高空内正处于背风波动区域,气流上下运动十分剧烈。

 

即使没有背风波动,高山的地面风速也是朝夕巨变的。我曾统计分析多年拉萨、定日和珠峰北侧大本营的地面和高空风资料。结果发现春季在青藏高原上,从海拔3600米至5000米,地面风速的日较差(即当地时间18时与6时地面风速之差)随着海拔高度变化,每升高1000米,地面风速日较差的月平均值增大3.3米/秒。照此可推出,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面风速日较差可达14.5米/秒——当然,这个推论并不是完全准确,但从我国登山队员多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8000米以上高峰的记录来看,的确存在着地面风速日较差随海拔高度迅速递增的现象。

在珠峰脚下待的时间长了,我发现了另一个预报工具:旗云。“旗云”就是在孤立山顶上不断生成的对流性的“积云”。它受高空强风的影响,随风飘动,波涛起伏,远望如一面旗帜飘挂在峰顶。在我国,最早以书面形式提出“旗云”概念的是地理学界前辈徐近之先生。他说,“旗云,是从珠穆朗玛峰东南面上升的潮湿气流和强烈的西风相遇时,山头遂有向东伸出的旗状云。”其实,许多孤立的高海拔山头都有旗云。

我曾多次应邀在一些户外俱乐部讲《看云识天气》。和中学课本不同,我加重了“旗云”这一课。“旗云”出现隐含了无数的气象信息。观测旗云,对比测试数据和天气系统变化,很容易把旗云的形状与一些特定的天气状况相联系。譬如当顶峰的“旗云”几乎直线上升时,高空风速在10米/秒以下,是最宜于登顶的好天气;当“旗云”急速地自西向东奔驰,并在顶峰东侧迅速下沉,高空风速应在25-30米/秒之间,极不利于登顶??如此,珠峰顶上的“旗云”被誉为“世界最高的风向标”,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当然,无论使用什么预报工具,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均与预报周期密切相关。譬如珠峰西侧出现系统性的高云,并逐渐向高积云过渡,我可以据此判断出未来2-3天内会有大风和降水。但4-5天之后的天气情况如何,就难以完全确定了。现在,尼泊尔夏尔巴人从珠峰南侧大本营(海拔5300米)登顶珠峰创造的最快世界纪录是刚过10小时。为他这样的登山者预报天气就显得简单了。但是,许多民间登山队的攀登时间往往超过1个星期。

顺应天气突变的登山原则

珠峰的天气有个规律:一过中午就变天儿。午后常常小风变大风,再过两三个小时,就不仅仅是大风了,甚至暴风雪一起降临。因此,登山队长常常会反复地对每一个冲顶队员强调“关门时间”。“关门时间”通常不超过14点,这是为了让队员在变天之前至少完成登顶,最好已经安全下撤。小说《走进空气稀薄地带》再现的1996年珠峰山难,就是因为在商业目的驱使下,著名登山家霍尔等带领的队伍在接近顶峰时陷入了失控状态,忘记了“关门时间”,一直到16时半才完成登顶,最终遭遇了暴风雪??

其他的8000米级雪峰也和珠峰有相似的规律。因此,1966年底和1975年1月,我两次书面向国家登山队建议,“在登山季节(4月中旬至6月上旬),在喜马拉雅山脉北坡高山地区从事登山和考察活动时,一定要遵循近地面风速日变化特点,把‘早出发,早宿营’的登山战术作为登山规则。尤其在宜于登顶的好天气时段,在8000米以上活动时,更应严格执行,以凌晨4时至下午4时为宜。”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中国登山队规定:攀登7000米以上高峰必须在早晨4时以前出发,16时以前宿营。迄今为止,世界登山家们在喜马拉雅山脉攀登8000米以上的顶峰时,也会不谋而合地遵循这个原则,有的人甚至会在凌晨出发去登顶??

实际上,从气温的日变化角度出发,攀登8000米雪峰早出发还有另一个好处。早晨气温低,午后14时气温达到当日最高点。气温低的时候,雪地坚硬,像行走在水泥地上,脚步轻快;气温升高,硬雪融化,行走如踩着棉花,步履维艰。冰川也会受到气温的影响。在春夏秋三季,日出后,当阳光照射在冰川表面,冰川开始消融,涓涓细流慢慢汇入高山河谷,增加河水流量。因此,高山河流的河水流量,正午前都很小,而午后至傍晚陡然增大。徒步渡过冰河,刺骨的冰水轻则让人刻骨铭心,重则可能危及生命。

据说今年5月珠峰天气好的几天时间里,络绎不绝的登山者甚至在“第二台阶”处造成了拥堵。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涌向珠峰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他们能够把握机会仍让我感到欣慰。因为“三分在人,七分在天”。登山的机会就是好天气。多次在珠峰预报天气的经历,多次看到登山队员的成功,让我懂得了一个人生道理:适时把握机会就会取得成功。  

从雪山到雨林

作者：李渤生 

高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主要位于尼泊尔境内,由于其深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惠泽,气候温暖,降水丰富。它的植被景观更为丰富多彩,如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般,活跃、奔放、明快。在这一世界上最高耸的山地南北两侧坡面上,覆被着由不同类型植物群落组成的植被,形成世界上海拔高差最大的植被垂直带谱。

绵延25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在东经84°—89°之间形成了世界上最高险陡峻的山段,在该山段分布着以珠穆朗玛峰为首的多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峰,因此人们将之称为高喜马拉雅山脉。

令人称奇的是,这一世界上最高的雪山屏障竟为发源于希夏邦马峰北坡的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朋曲河所切穿。它携裹着希夏邦马、珠穆朗玛、卓奥友、马卡鲁诸多雪峰的冰川融水奋力切穿高喜马拉雅,在陈塘附近夺路南泄注入恒河平原。进入尼泊尔境内后,它被称为阿润河,而进入印度境内则又被称为戈西河。从海拔5400米一直到不足百米的恒河平原,河谷两岸的植物丰富多样,形成了珠峰以及高喜马拉雅山地一条精彩纷呈的植被天然画廊。

北坡植被——博大的交响乐

1986—1989年我在进行珠峰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时,曾对位于我国境内的朋曲河植被做过详细的考察。朋曲河的源头位于聂拉木县波绒乡的希夏邦马峰北坡牧场卡港勒附近,它出自于希夏邦马峰东北坡一条第四纪古冰川河谷。古冰川河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冰碛砾石,在5400米附近一泓从砾石中析出的冰川融水涓涓流下,形成朋曲河的源头。其实希夏邦马峰对朋曲河是十分吝啬的,发育其北坡的众多冰川河均向位于朋曲河西侧的内陆湖泊——佩枯错流去,汇渚出300平方公里的湛蓝色天湖,而仅留给朋曲河一股小小的细流。朋曲河的源头堆满了由大小不一光裸冰碛砾石组成的冰碛丘陵,如同月球表面一样寂寥空旷。然而当我仔细在石间寻觅时,却发现石隙间分布着一片片高山草甸斑块,偶尔可见一株株雪莲花、红景天、火绒草、香青、虎耳草等高山植物从石间悄然探出精巧的花朵,在寒风中起舞摇摆。这里实际上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被——高山冰缘植被,它是由一些耐干寒的植物群落组成。当我们采集完标本沿山坡缓缓而下时,这些稀疏的草甸斑块越集越密,最后相连成片,构成连续的高山草甸带,像一块碧绿的毡毯斜铺在海拔4800—5300米的山坡上。我们的汽车沿着娇小的朋曲顺坡而下来到藏南分水岭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构造谷地底部,朋曲河在此骤然展宽,凸现出大河主源的雄伟气势。在其降至海拔4700米左右的河谷时,河滩上出现了一丛丛高大的三角草。河岸石砾坡上一片片黄绿色的藏西蒿、一团团黄褐色的固沙草以及翻涌着银浪的白草告知我们,这里已到了河谷草原地带。当朋曲河注入定日盆地,冬季盛行西风吹扬起枯水季裸露的河沙,在河岸堆起一座座美丽的新月形沙丘,其下分布着一丛丛西藏锦鸡儿灌丛。早春盛花时节,这些半球状的丛体披上了金黄色的春装,格外引人注目。高喜马拉雅北坡的植被景观宏伟、博大、与天相接、一望无际,更多地给人一种苍凉感,恰如柴可夫斯基谱写的交响乐——悲怆中的意境。

南坡植被——多彩的圆舞曲

高喜马拉雅的南坡主要位于尼泊尔境内,由于深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惠泽,气候温暖,降水丰富。这里的植被景观更为丰富多彩,如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般,活跃、奔放、明快。2003年,为帮助尼泊尔王国建立马卡鲁—巴隆自然保护区,我与许多国外专家专程赴阿润河考察。高喜马拉雅南坡异常陡峻,仅在其山麓地带修有一条横贯尼泊尔东西的公路。其东段路况较差,我们的物资先期由汽车运抵前进基地——坎德巴里,我们则乘小飞机前往。高喜马拉雅南坡地形极为复杂,天气变化剧烈,我们两次登机都因天气原因无法起飞。第三天清晨我们终于飞上了蓝天,我从飞机左舷窗望去,只见喜马拉雅山前广阔的坡麓地带缓缓展开,片片稻田、座座村舍尽收眼底,远处是银光闪烁的喜马拉雅雪峰,如一堵高耸的雪墙将神秘的青藏高原屏蔽在雪山北侧。随着飞机飞过一道道河谷。窗下的村舍渐稀,一片片浓绿的森林扑面而来,不一会儿一道清绿色的大河映入眼帘。我激动万分,因为这正是我向往已久的阿润河,河水在朝阳下粼粼闪光。不久,小飞机降落在坎德巴里机场的土跑道上。当剧烈颠簸的飞机停稳后,机内响起一片欢呼声。

机场建在阿润河东岸的阶地上,为我们提供考察服务的尼泊尔背夫已在机场旁为全队搭建好了营地,营地周边是片片农田,田边稀疏残存着星星散散的粗壮娑罗双树。

次日清晨,我刚刚从帐篷中钻出来,尼泊尔背夫立即为我端来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其后丰盛的早餐更令我瞠目结舌,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为何到我国西藏登山的外国登山队总要带着尼泊尔背夫同来。

当我们早餐用毕时,尼泊尔背夫早已将营地清理完毕,一些背夫已背起帐篷、食品等野外物品出发了。我们背好背包沿阿润河东侧阶地上行,不久小路从平坦的河谷阶地没入到河岸边坡的密林之中。

发育在阿润河河谷的森林属于热带北缘的季风雨林,它主要由龙脑香料植物——粗壮娑罗双组成,其树干通直,高度20米左右,不算很粗大。林内略显干燥,伴生植物不多,附生的蕨类与苔藓植物稀少,显然这些森林历史上曾受到人类的严重干扰。这与分布于喜马拉雅南坡坡麓泛滥平原上的雨林存在明显差异,后者同样主要由粗壮娑罗双组成,但林中树如其名,长得十分高大,林中草木葱郁,藤蔓摇坠,从大山中奔涌而下的河流,在此形成大面积湿地,犀牛、孟加拉虎等许多珍稀动物也在此栖息。

我们在河岸密林中艰难地穿行着,不久,攀越过一座吊桥来到河的西岸,由此我们开始沿河而上。随着海拔升高雨林则越来越稀疏,林中出现了较多的印度栲、木荷以及其他壳斗科植物,随后一大片展延数公里的梯田出现在眼前,此时,海拔表指针已超过1100米,在此森林进入到常绿阔叶林带。

以后两天的行军是单调与郁闷的,因为沿途处处是农田与村舍,路边偶尔可见小片残遗的印度栲林。第四天我们终于到达了计划中要重点考察的村庄。这里的海拔高度在2400米左右,一株株巨大的青冈用浓郁的枝叶将山坡遮盖得严严实实,林下阴暗潮湿,地面与树干长满苔藓;林间附生植物发育,各种附生兰草、蕨类,或悬长在藤蔓上或贴伏在树干与枝丫上。但从林间向外望去,远处阳光下明亮的水田已将这片森林团团包围。

为保证考察队的安全,尼泊尔政府派飞机将队中的女士以及体力不支者接走。我们余下的人攀上了海拔3400米的山坡,沿途经过了河谷中分布的大片云南铁杉林,最终进入喜马拉雅冷杉林。这已是山坡垂直带森林分布的最后一带——亚高山阴暗针叶林带,组成该带的喜马拉雅冷杉尖塔状的树冠直戳蓝天,树高30余米,树下阴暗潮湿,地表与树干上苔藓郁密,林下长满高大的乔木状杜鹃灌丛。虽然花季已过,但仍可以见到有些高大的杜鹃枝顶着粉红色或血红色的球状花束,像在墨绿阴暗的林海中点燃了几支红蜡,温馨可爱,其名为树形杜鹃,是尼泊尔王国的国花。

垂枝柏和高山柏等高大树木组成了森林与草甸的分界线,在山岩处这些乔木蜷曲盘扎,构成独特的林线景观。林线之上是大面积的高山灌丛草甸,宏钟杜鹃紧密相依形成高1—2米茂密的高山丛林。可以想象春天盛花时节,其金黄色的花朵将会把整面山坡染黄。在山坡处积雪融化较晚,杜鹃灌丛无法生长,可是各种草本植物争相侵入,于是形成高山草甸与高山灌丛嵌镶分布的独特景观。

由于天降大雪,我们的考察队只能爬到森林线附近,马卡鲁峰登山大本营就在眼前,但我们已难以抵达。放眼望去,高山林线以上南坡与高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植被已相差无几了。  

雪豹

作者：张劲硕 赵 耀

 雪山的积雪是纯洁的,依赖于雪山生存的雪豹更是高贵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曾有记述,“轩辕(黄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貔、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中所说的“貔”就是指一个以雪豹为图腾的氏族。

雪山的主宰——雪豹雄居于高山之巅,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食肉动物。雪豹的分布格局几乎与高海拔山脉的分布完全吻合。从俄罗斯和蒙古的边缘,到中亚各国,向南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再到喜马拉雅地区的印度北部、尼泊尔、不丹,继而延伸到青藏高原的腹地,甚至包括我国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可以说,哪里有极高山,哪里有雪线,哪里就有雪豹的身影。
雪豹的优美恰如纯洁的白雪之美。月光下,它光亮的皮毛泛着一点奶黄色,并镶嵌着不规则的玫瑰形黑色斑块,有如穿了一身迷彩服。雪豹体型矫健,曲线流畅,外形似金钱豹,但却比金钱豹的身躯矮小,头和吻部更圆而小巧,四肢比金钱豹的都要短,这正是生态学中“阿伦规律”的体现——在气候寒冷的地区,哺乳动物身体的突出部分(例如四肢、耳、鼻吻部等)相对短小或呈现变短的趋向,以防止过多的热量由体表散失。雪豹的尾巴修长而蓬松,除了在奔跑中维持平衡,它还是睡觉时绝佳的围脖及铺盖。非常特殊的是,雪豹的舌骨基本骨化了,而其他豹属动物(狮、虎、金钱豹、美洲豹)的舌骨中部为韧带性软骨,这也是雪豹特立独行的另一面,科学家因为这一点而单独给了它们一个雪豹属的地位。
雪豹处于高山生态系统能量金字塔和食物链的最顶端,平时主要以岩羊、北山羊、塔尔羊及各种鸟兽为食。它们的垂直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在海拔2000—6000米的范围内生活。在某些低海拔地区还有在600—1500米发现过雪豹的记录。在冬季,它主要在海拔2500米左右、由高山灌丛和山地针叶林组成的低海拔生境中寻觅食物;到了夏季,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线边缘则是它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它们喜欢的裸岩和高山草甸。“雪之豹”(Snow Leopard)的名字多半就是因为它们与雪线、白雪密不可分而得到的美誉,绵延不断的雪线就是它们家族生命的延展。
目前,全世界现存的雪豹种群数量乐观估计有4500—7000只,而有的科学家则指出,全世界雪豹的有效繁殖种群可能只有2500头。著名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George B. Schaller)和雪豹专家罗德尼·杰克逊博士(Rodney Jackson)在1992年估计,中国可能有雪豹2000—2500头。现在,雪豹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编制的《受胁物种红色名录》中,定为“濒危级”(EN),与大熊猫地位相当。此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也将它列入附录I,严加控制贸易。中国政府很早就将雪豹列入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的名单中。  

［故事］

藏队：飞越雪山之巅

作者：多吉占堆 薛文献 

1993年,被称为“登山梦之队”的西藏登山队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以团队方式,遍登全世界8000米以上的独立高峰。转眼间11年过去了,随着最险恶的乔戈里峰成功攀登,藏队完成全部计划已经指日可待。正当人们庆幸这个伟大的群体未伤一兵一卒时,一场意料之外的灾难降临了。

2006年5月的一天,我来到西藏登山队队员边巴扎西的家里。这位41岁、已经登山20多年的老队员一谈到登山就显得异常兴奋,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

2005年5月27日,西藏登山探险队(以下简称藏队)前往巴基斯坦准备攀登加舒尔布鲁木Ⅰ峰,在巴北部乘车进山途中遇到滚石,队员仁那不幸遇难,同车的边巴扎西头部遭受重创。

一年过去了,边巴扎西的状态已经好了许多。

我曾在两年前与他一起去过乔戈里峰,见到老朋友,边巴扎西自然特别高兴,憧憬着2007年继续挑战加舒尔布鲁木Ⅰ峰,但他也不乏对明年探险之旅的担忧:“前几天登山队的桑珠队长来了,嘱咐我好好养伤。关于出发人选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要看我的恢复情况。”

由于面部神经受到伤害,边巴扎西的右眼不容易闭上,右耳完全失聪,说话时嘴角有点歪,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他固有的幽默。“我每天做好多下蹲、俯卧撑,体力肯定没问题,”边巴扎西伸出他的胳膊,露出结实的肌肉,“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平衡问题。只要有两个人帮助我恢复平衡,我上山一点问题也没有。”

边巴扎西的信心来自于藏队超强的实力。2006年6月4日,44岁的洛则成功登顶安纳布尔纳峰,他的成功无疑是藏队2005年遭遇阴霾之后感受到的第一缕阳光。

仁那走了,但藏队仍然有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3人保持着登顶13座8000米独立高峰的纪录,这在世界登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朴实的汉子大多来自西藏最偏远的农牧区,关于登山,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说喜欢。13年来,他们在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雪山深处的同时,也走过了一条条险象环生的攀登之路。

1995加舒尔布鲁木:首次喀喇昆仑之旅

1995年7月10日和11日,在遥远的喀喇昆仑山脉深处,加舒尔布鲁木Ⅱ峰山顶,五星红旗先后两次迎风展开,携带国旗登顶的是8名藏族登山队员。

这是藏队自1993年成立后登顶的第5座8000米以上独立高峰。

在藏队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已年过半百的桑珠队长。说起组建攀登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的经过,这位曾在1975年登上过珠峰的老登山人立刻来了精神。

“那是1992年攀登南迦巴瓦峰的时候,”桑珠微眯起双眼,以他这个年龄的人惯有的口吻娓娓道来,“我和当时登山队的达瓦书记在大本营闲聊的时候提起,既然我们藏队已经具备了遍登世界高峰的实力,那为什么不组建这样一支队伍呢?”

当时全世界已有2人完成了登上14座8000米以上独立高峰的壮举,而以集体形式完成的则尚无先例。1993年4月16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宏伟计划,10名登山运动员有幸入选,他们是:探险队长桑珠、副队长旺加、攀登队长次仁多吉和队员加布、大齐米、达琼、边巴扎西、仁那、洛则以及队员兼摄影师阿克布。这支体能超群、经验丰富的登山探险队计划用10年时间攀登完世界上全部14座8000米以上独立高峰。

说起过去的辉煌历程,桑珠队长黑红的脸膛焕发出特有的光彩,“我们仅用两年就完成了连续登顶4座的目标,向国内外证明了西藏登山队作为世界登山巨人的实力。”

从1993年开始,藏队在喜马拉雅山脉上,一次次将足迹印在世界上著名的高山之巅:1993年4月26日,4人首次将五星红旗插在安纳布尔纳峰顶上;5月30日和31日,9人登上道拉吉里峰;1994年5月7日,9人登上希夏邦马峰;9月30日,9人登上卓奥友峰。

1995年6月30日,桑珠队长带领藏队挥师喀喇昆仑,目标直指加舒尔布鲁木。

7月的加峰山区,寒风刺骨,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浓云密布,一会儿晴天丽日,队员们很难等到一个相对固定的气候周期。

7月8日,A组队员到达3号营地时,担任2号到3号营地运输任务的协作队员运到半路就回去了,食品和帐篷没有运到目的地。

关于突顶前夕的这关键一夜,边巴扎西后来回忆说:“从2号营地到突击营地那天,早上4点我们就开始叫协作起来烧茶,但直到我们快到突击营地时,他们还没有出来。他们说上不去,头疼,不舒服。那天我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帐篷。幸亏我们找到一顶前一年留下来的帐篷,有一个小气罐和炉头,就用随身带的碗烧点水,吃别人剩下的饼干。”

7月10日凌晨,一夜未眠的A组队员早早地从3号营地出发,经过9个小时的奋力拼搏,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和阿克布于13时45分成功登顶。

边巴扎西对那一天印象深刻。“那天天气不好,我们本来就没有睡,因此也不需要起来穿衣服。一路上特累,天气差,风大,但我们4个人最终还是成功登顶了。”他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在顶峰的照片里,周围的风景什么也没有。”

7月11日下午16时25分,B组队员旺加、达琼、仁那和加布登上顶峰。至此,藏队仅利用9天时间,8名队员全部登上了加舒尔布鲁木Ⅱ峰。在山脚下的外国登山队员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由衷地赞叹道:“这不是我们原先的估计,中国队真棒!”

疲惫不堪的探险队员们在大本营休整了4天后,向更高、更险的I峰发起冲击。

19日,队员们登达海拔6900米的2号营地时,山区连续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雪,雪崩和流雪时时袭来,桑珠队长果断下令全体队员撤回大本营。

后来的天气情况证明,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24日起,山区又一连下了五天五夜的大雪,整个喀喇昆仑山脉银装素裹,积雪茫茫,仅大本营积雪就有1米多厚,帐篷几乎要被积雪压垮。在罕见的大雪面前,所有的登山队都不得不放弃登顶计划。

持续的降雪不仅使所有团队失去了登顶的机会,还使平时愉快的下撤之旅也变成了令所有队员刻骨铭心的“挨饿”之旅。

桑珠队长对这次艰难的下撤记忆犹新:“那次我们走了五六天,确实饿坏了。实在走不动时,飞过的麻雀都想抓来吃。到了通车的那个地方,人们的脸、眼睛都凹下去了,最胖的队员减了十几公斤,大家都像快死的病人。我们的炊事员伤心地在那里哭:‘我没有东西,我给队员吃什么?’”

1998洛子峰:虎口脱险

攀登洛子峰有两大难关,首先要通过在孔布冰川架设的36节金属梯子,一旦失去平衡,就会直接坠入无底的冰穴里;其次,三、四号营地雪崩频繁,常有较大的高空风,积雪深达60厘米,坡度大,在有些地段可达85度以上。据统计,半个多世纪以来,共有300多名登山者不幸长眠于此峰上,因而当地人把洛子峰比喻为虎口。

1998年9月9日清晨,风消雪停,朝霞给壁立的洛子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各国登山队40来顶五颜六色的帐篷和登山彩旗,给这个冰川区域带来无限的生机,但桑珠队长的心里并不轻松。

“孔布冰川的地形每天都有变化,因此尼泊尔那边每年专门有两个人修路,在上面架金属桥,这种安排的费用由各个登山团队共同出。修路的有个老头,年龄比较大,55岁,经验最丰富。他早上在大本营用望远镜看,看哪里移动了,需要修理,马上出发。”

洛则是藏队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士,当年他参加了通过孔布冰川的物资运输行动,“裂缝特别多,有的有十几米长。运输只能是夜里行动,两三点出发,太阳出来必须回来。害怕得没办法。”

由于经费紧张,藏队使用了一些四面透风的旧帐篷,虽然钻进鸭绒睡袋,仍然感到周身冰凉。白天太阳辐射强,帐篷内达到40摄氏度高温,使得所有队员们的嘴唇皲裂,连吃饭喝水都疼痛难忍。在这些重重困难面前,全体队员仍然以每天7—8小时的高强度攀登,先后打通了海拔6430米的二号高山营地、海拔7150米的三号高山营地及7900米的四号突击营地。

正当胜利在望之际,9月27日,一场大雪突如其来,而在8000米以上山势陡峭的地段,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晚上11点左右,上面开始流雪,”边巴扎西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语调明显比平时紧张,“我在帐篷里听到‘嚓’的一声,是小的雪球,接着我们的帐篷就被埋住了。我本来是仰着睡的,赶快翻身。翻的过程中,上面的雪就过来了,一下子压上来。雪崩下来时,仁那已经翻了出去。我一伸手,抓不到仁那,我们以为他被带走了。那天太着急,找不到刀子,我们3个同时往上顶,雪凝得特别紧,根本顶不动。”

仁那是藏队的一员虎将,1米8的大个,黝黑的脸膛,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力量,回想当时的情形,这个剽悍的藏族汉子仍然心有余悸,“幸好当时帐篷口没拉,我拼命地滚出去,雪一直流,像大河的声音,等我站起来,帐篷已经没了。我只穿了内衣内裤,一边哭一边喊,拼命挖帐篷,摸到边巴,拉出来,接着是次仁多吉。阿克布稍微晚一些,他睡在里面,挖出他时,他只会喘气,再晚上几分钟,阿克布可能就不行了。”

与此同时,流雪也袭击了住在三号营地的B组队员,他们只得连夜撤回二号营地。在半路上,一个非常大的冰崩下来,大的冰块有卡车大,队员们正好躲过。而留在突击营地的仁那等四人再也不敢睡觉,把睡袋全拉出来了,钻里面蹲在帐篷上露天过了一夜。

“我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仁那笑着说,“次仁多吉是攀登队长,他有责任,整个晚上他都在念经,一有响动,就说‘来了’,我们赶快面向下撑紧,脚包在睡袋里。等天亮后撤回大本营,我的手肿了,全是水泡。”

雪崩使原来的登山安排被破坏,桑珠队长只得重新调整计划,“我们休整了一周,把恐惧感慢慢消除,体力上也恢复一下。来到这里,人力物力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不能放弃,然后我们重新组队冲顶,大家也没有什么说的。”

10月12日,藏队重建被彻底摧毁的突击营地。10月13日,A、B两组的次仁多吉、仁那、边巴扎西、洛则、达琼同时携手踏上了顶峰。

离开的时候,仁那对着大山说:“洛子峰,感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2002乔戈里峰:惊心动魄的14小时

攀登乔戈里峰对任何一个登山家都是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

登山家哈斯顿曾经说过,当你到达某一高度时,“如果困难出现,就要战斗到底。如果你训练有素,你将生还;若非如此,大自然将把你收为已有”。这对于2002年的藏队来说,体会尤其深刻。

回想当时的情形,桑珠队长一脸的严肃,“乔戈里峰确实陡峭,攀登难度非常大。到了大本营,感觉山就在头顶上。我当时带了一个礼帽,往上瞧,帽子就掉下来了。”

除了线路本身的难度,乔戈里峰令人生畏的还有恶劣的天气。那年好天气周期很少,最多两三天,藏队见缝插针,用了70天的时间,也只上到三号营地。

当年乔峰大本营有十几个队,正好有一个西班牙队带了海事卫星,可以传卫星云图。根据他们的资料,7月21—23日是一个好天气周期,桑珠队长决定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冲顶。

到了冲顶那天,夜里天气还可以,但下半夜天气突变。早上9时左右,整个山区一塌糊涂,边巴扎西等4名队员穿越“瓶子颈部”——乔戈里峰的第二难关,艰难地攀登到距顶峰只有210米时,天气剧变: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把4名队员困在了齐腰深的积雪中,上下的道路全被大雪掩埋,一时能见度几乎为零,队员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在大本营的桑珠队长根据队员们的报告,果断命令立即下撤。

“当时心里非常难受,”边巴扎西缓缓地说,“前面已经苦了那么久,身体也不错,离顶峰很近。但登山就是这样,必须服从命令。”

攀登队长次仁多吉决定从相对安全的山脊下撤,但也充满着危机。因为从“瓶子颈部”到4号营地之间是大片的雪崩群,在下撤的途中,已经有十几处崩塌的冰雪顺陡峭的山壁呼啸而下。这时就听到队伍的前端发出“嘣”的一声巨响,队员们条件反射般地迅速将冰镐深插于雪中做保护。待声音消失在深渊里,一直走在前面的边巴扎西忍不住向后面的次仁多吉吼道:“都怪你!现在能见度这么差,还要走山脊,人掉下去怎么办?”原来,刚才边巴扎西左边不到4米处,一块硕大的雪檐塌方了。

又前进了不到一小时,就听边巴扎西“啊”一声惊恐地大叫,这次是左脚一下子踩空,已伸到了悬崖外,他飞快转身将重心移至右边,化险为夷。惊吓连同之前的受挫,让边巴扎西一时觉得腿软,瘫坐在雪地上,他大叫道:“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活不了!”此时,一向以处事稳重著称的次仁多吉也很难再保持冷静,他恼怒地说:“那你到后面去,我在前面走!”

队员们的恼怒并不奇怪,因为就在那个地方,曾经有许多登山队员滑坠。

说到当时的情形,边巴扎西有些不好意思:“其实登山就是越登越胆小,年轻的时候无所谓,有了老婆孩子你就会有所顾虑。”

根据GPS上显示,队员们已经到达了突击营地位置,但大量的降雪,让周围的环境变了样,他们无论如何努力,就是找不到帐篷。

从早上出发,他们已经在暴风雪里奋战了整整14个小时,如果仍然找不到帐篷,接下来的困难不言而喻,队员们仿佛有着一种默契——在危险中他们一致选择了再次下撤,这种体力近于透支状态下的盲走,其实就是一种赌博,而筹码是比什么都珍贵的生命。然而,不下撤更没有希望。

也许在绝境中寻找希望,终将会出现奇迹。下撤了一小段路程之后,边巴扎西只觉得眼睛一亮,“当时雾减少了一点,眼睛了有一点黄色的感觉。我一喊:帐篷在那儿!”

队员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不远处,在蓬松的雪堆顶部,冒出一个橙黄色的点。虽然帐篷杆已经被积雪压断了,但依然不失它象征希望的分量。

“刚开始都没问题,进去以后大家还互相安慰,” 边巴扎西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后来就不行了,大家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这种情况多年来也是第一次。不出声时憋得难受,后来就大声哭。”

“听说后来有一个巴方联络官出事了?”我问。

“对,在海拔6500米附近,他挂在一条旧绳子上,断了。高高地摔下去,一路上都是血和肉,特别惨。” 边巴扎西叹了一口气,“回到伊斯兰堡后,我们专门租了一台车去他的老家拉霍尔,按照他们的礼节到坟墓祭奠、献花,慰问家属。他出来时有一个3个月大的小孩,我们去时已经6个月了,会笑,我们每个人都抱了抱这个可怜的孩子。”

2005加舒尔布鲁木:雄鹰折翅

2005年的加舒尔布鲁木之行,本该是西藏登山探险队成立12年来的收尾之作。所有的人几乎毫不怀疑,藏队会比较顺利地登顶,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以集体形式成功登顶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独立高峰的队伍,人们在热切地期待着这一新的世界登山纪录的诞生。

然而,厄运却突如其来。

2005年5月27日早上9时,藏队全体人员分乘4辆吉普车离开巴基斯坦斯卡杜,向第一个野营地奥斯克力进发。全体队员对近在咫尺的灭顶之灾懵然不觉。

途中经过一次短暂休息,大约在下午15时前后,仁那乘坐的第一辆车在经过一段滚石多发地段时,山上突然滚下一阵碎石,并击穿帆布车顶,其中一块石头击中仁那头部,他当场流血不止,昏迷过去。同样昏死过去的还有边巴扎西,他的右侧头部被山石砸中,伤势严重。

由于遇险地点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直升机无法降落,所有车辆紧急返回到一处相对平缓的河谷。在巴基斯坦当地驻军的帮助下,藏队紧急向斯卡杜呼救,军用直升机大约在18时20分左右飞抵这里抢运伤员。但由于伤势过重,就在直升机到达的同时,仁那永远停止了呼吸。

在20多年的登山活动中,仁那性格中的坚毅和憨厚一直为队友们所称道:乘车时他常坐在最危险的位置,徒步行进时他都走在最前边,在冰川雪原上为大家探路,并尽快赶到营地为大家搭好帐篷,烧水做饭。作为运动员兼摄影师,他在登山的同时,还要花费更多气力、冒更多危险,抢到前面去拍摄队友攀登的音像资料。

飞来横祸打乱了队伍正常的部署,巨星陨落给这支英雄的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出征变成了营救,壮行变成了灾难。

山难后,一切善后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但队员们内心并不轻松。

在巴基斯坦城市拉瓦尔品第,仁那的妻子吉吉挣脱搀扶,猛扑到亲人的身上号啕大哭,让所有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吉吉比丈夫小3岁,曾于1996年参加了中日联合登山队,登上海拔7326米的绰木拉日峰。在家里,吉吉像许多藏族妇女一样,是温柔、贤慧的妻子。

1999年5月,仁那和吉吉携手同登珠峰为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采集“圣火”。

在离顶峰只有20米左右时,仁那停住脚步,他要拉着吉吉的手一起登顶。夫妻俩终于手拉手登上了地球之巅。桑珠队长从大本营通过电话与仁那有了这样一段对话:“你们是不是同时到达顶峰的?”

“是!”

“你们拥抱了吗?”

“拥抱了!”

“亲了吗?”

“亲了!”

2005年5月24日,吉吉率领中国女子登山队再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没有想到的是,她还没来得及返回拉萨给丈夫报个平安,问声好,丈夫就离她远去,只留下她和11岁的爱女。如今夫妻再次相见,已是天涯陌路。

6月8日,搭载着仁那骨灰的飞机抵达拉萨贡嘎机场。

从出发到返回拉萨仅有35天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恍如隔世,大家至今都无法相信仁那已真的离开了我们。一闭眼,仁那憨厚、朴实的笑容灿烂如花,胡子拉碴的脸不乏英俊潇洒,他依然和我们在一起,仿佛只要给他拨一个电话,就能在藏队或是其他地方看到他,听到他那熟悉的带有西藏口音的普通话……  

雪山：人与神共同拥有的美丽

作者：刘 建 

神山到底能不能登?这个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在作者看来,山都可以登,不管他是不是神山,同时山都应该受到尊重,不管他是不是神山。如何去尊重?作者尝试用他的经历去构建神山和登山者之间的和谐。

登顶神山是罪过吗

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在青藏高原上看见巍巍雪山时,都很难不这样想:这山上,是否住着神仙?

在人类早期,藏族先民面对着几千座雪山环绕的雪域高原,还有高寒缺氧的生存空间以及恶劣的气候,无法解释如此复杂的自然现象,于是产生了各种幻觉和想象。他们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风有风神,雷有雷神,各个村寨、各个部落,也都有各自的神灵。藏民相信天神以山为阶梯, 上下往返于天地间;每一山系都有神山矗立,他们把神山上的神灵称之为“念”。强烈的生存欲望驱使着一代又一代藏民去祈求雪山,敬畏雪山。

关于藏区神山,除了著名的珠穆朗玛和冈仁波齐两座神山之外,还有被尊为藏乡人守护之神的九大雪山,他们是创造世界的主神。而在14座8000米以上的独立山峰中,珠穆朗玛峰和干城章嘉峰就是鼎鼎有名的神山。

“万物有灵”的传统观念令藏族人民对待自然总是抱着敬畏的态度,神圣生敬畏, 敬畏生珍爱,所以藏族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对高原神山神湖、泉水水源、动物、植物以及寺院附近地区的各种言行禁忌。神山方面,忌讳随便攀登,更忌讳在神山上狩猎、采集、挖掘、砍伐、喧嚣,以及摘拿神山上的花、草、木、石、土等任何东西。

有鉴于此,有人认为出于对藏族同胞宗教感情与风俗习惯的尊重,政府应把相应的山峰列为禁登区。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人和会长梁从诫认为,登山是一项重要体育项目并有其科学价值,但并非爬遍每一座高峰才算是人类对地球的“胜利”,尤其不应该为满足人类对自然的这种“征服欲”而伤害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和文化传统。

坐落在云南德钦县的梅里雪山是人类至今仍未登顶的山峰,它因中日联合登山队三次登顶失败而广受关注。当地人对登山的阻止,在第四次(也即1999年底西藏登山队试图登顶)时终获成功,登山队最终被迫取消了攀登计划。至此,反对攀登梅里雪山的行动,由民间的自发行动转为官方的自觉行为。2001年6月在昆明,由国家几部委召开了联合会议,讨论是否规定梅里雪山为禁登区,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出台,但至今还没有一支登山队能拿到合法的批文,登顶主峰卡瓦格博成了无数登山爱好者遥不可及的梦。德钦东竹林寺活佛王永成曾经说过,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神山就像一个人坐着,膝盖以上是不能上去的,卡瓦格博高6740米,禁登区大概在4000米以上。不过,转经路上的其他山峰可以攀登。

19世纪来自西方的一位探险者说过:“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 还是一种思想造物。”藏族通过想象、语言、神话及象征符号等文化人类学的元素去解释高原现象,一座座雪山也就成了一个个被神圣化的精神家园。而登山运动员眼中的雪山更多体现在其高度、气候和路线上,是一堆经过测量、收集、计算的精确数字和现代科学的解释。基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文化上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找到合适的方法求同存异。

登顶珠峰前的法事

2003年5月,为了纪念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50周年,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有22支中外登山队集结在这里,我就是在一片是否应该攀登神山的讨论中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对那次攀登,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珠穆朗玛峰作为世界第一高峰,我是竭尽全力鼓足勇气,甚至透支体力和生命去攀登。同时,她又作为一座神山,我是在袅袅的桑烟和庄严的法号声中带着虔诚的心灵去亲近的。

我们从3月底就来到了珠穆朗玛峰下,在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适应了一个多月,就在登山队准备向顶峰发起最后冲刺的时候,天气状况一天比一天坏,就连已经快到达8000米高度的队员也不得不下撤,一周前的狂风让我领略到神山的脾气,更充分认识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西藏登山队的老队员都说今年的气候反常,我们不禁想是不是珠穆朗玛女神不喜欢那么多人来打扰她?

4月的一天,有人通知我们,10点钟绒布寺的喇嘛要到大本营进行一场法事,让我们准备好各自的登山装备,喇嘛们要为队员和装备一起祈福。有藏族队员说,喇嘛是要通过这个仪式与女神沟通,让登山队员顺利登顶和平安返回。

营地的气氛一下就变得庄严起来,我不敢走远,生怕误了做法事的时间,几十天没洗的手也用壶里的热水冲了冲,以表尊敬。10点刚过,喇嘛们就到了,他们有的是从8公里外的绒布寺走来的,他们说放弃坐车,徒步行走,这样才显得心诚。

喇嘛们围着曲登(类似塔的祭台)念经,向煨桑炉里抛洒盐和青稞,桑烟更浓了。除了周围红嘴鸦拍打翅膀的声音,现场很安静。诵经开始了,其中还穿插着各种祭祀动作。喷香的糌粑粉被喇嘛抛向天空,落到每一个队员的头上、身上。当时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起眼睛看着红嘴鸦,它们在很低的空中盘旋,像是充当了珠穆朗玛女神的信使,向我们传递着女神的权威。

一位喇嘛把供品——一种油炸的面饼,端上来分给大家吃,我细细地品尝着这神的食物,心里希望它应该如核能一样,让我在冲击顶峰时爆发出力量。喇嘛还给队员斟上“圣水”,“圣水”本应该是青稞酒,此刻我们只有果珍兑的水,但只要我心里把它当酒,它就是酒,就有酒的力量。当喇嘛给我斟满时,我一仰脖子喝个干干净净。

法事结束后,喇嘛桑吉临走时对我说,天气会好的,不用担心。说完,他就衣袂飘飘,绝尘而去。在我心里,我是相信喇嘛已经和珠穆朗玛女神对过话了,他们和女神的交情一定不错。他们一年四季守着女神,过着物质清贫而意志坚定的生活。寺庙与雪山,僧侣与女神,他们互相守护着,相互的存在会使彼此都不寂寞。

是谁保佑我登顶

当我开始对顶峰发起冲击的时候,我也没有亵渎神灵的感觉。为什么不能征服,我在征服心中的恐惧,探索我未知的世界;为什么不能攀登神山,我是在与神山亲近。神山是存在的,人是存在的,登山者自然也是存在的。当我攀登到海拔8600米,从一具无名的遇难者遗体旁经过时,我也没有一丝的恐惧,我只是停下来,双手合十,默默地为这位登山的前辈祈祷,为这一路数不清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遗体祈祷,为什么祈祷?在我心中,这些登山者已经成为雪山神灵的一部分,从他们倒下的那一刻,他们就跨越了人神的界线,登山是人与神交往的最高境界。

我最终登上了顶峰,后来有人问我是靠什么登上去的,我很难回答。靠父母给了我良好的身体素质?靠军旅生涯给了我坚强的意志?靠教练?靠团队?靠运气?问题太复杂。我也在想,战胜自己的身体、心理极限到达顶峰,与战胜“山”到达顶峰的难度是一样的。靠着信念,靠着智慧,人类登上了一座又一座雪山,也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作为代价。

我想,山在人们心目中,尤其是信仰万物有灵的民族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人们赋予了山不同的地位,既然人有地位高低之分,山也就有了所谓的尊卑之别。我们汉族有四大佛教名山,仿佛那上面都是仙乐飘飘,祥云缈缈。在藏区,高海拔的雪山更是峰峰有灵,珠穆朗玛藏语意为“第三女神”,连世界之巅的珠穆朗玛峰也只争得了第三女神的名号。

如果藏族同胞真的认为登顶是冒犯了山神,我认为也是可以找到为大家所接受的办法,没必要一刀切完全禁登。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干城章嘉是座备受顶礼膜拜的神山,那里的居民不欢迎慕名前来的登山者。他们认为:如果这些不懂礼节的“夷人”登山时冒犯了神灵,那么山神会为此大发雷霆,给人间带来灾难。经过协商,当地居民和登山者各退一步,相互妥协,达成了一致的协定:登山者必须保证不到达干城章嘉顶峰10米以内的地方,否则严惩不怠。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人能真正登上干城章嘉峰海拔8586米的峰顶,包括1951年第一次登上干城章嘉峰的英国队在内的所有外国登山队为了表示对当地居民的尊重,统统在距离顶峰10米的地方就宣布已经登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两全其美?

在我的眼里,山都是神山,神山都是山。雪山犹如喇嘛给我们的那盆油炸的面饼,既是给神的供品,也是我们美味的食物,因为有了它,才有了人与神,它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美丽地方。  

［名著地理］

《西游记》,从大漠古道上幻化而来

作者：蔡铁鹰 

当年在这条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堆堆白骨,而那些白骨也就成了从八百里大流沙通往西域的路标。

流沙不是“河”

玄奘在他27岁的那年,混在饥民中离开长安,匆促地开始了他的万里西行之旅,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到嘉峪关,再达瓜州(今甘肃安西)。出瓜州后踏上了大戈壁,当时被称之为“八百里大流沙”。正是在这里,玄奘度过了西行历程中最艰难危险的一段,而这一段经历也就成了催生《西游记》取经故事的最早契机。

《西游记》有两处出现了八百里的大河,一处是沙僧皈依前做妖怪时呆的流沙河,“径过有八百里之遥”、“鹅毛也不能浮”;另一处是要吃童男童女的灵感大王所居的通天河,号称“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似乎有点怪异,有宽达八百里的河吗?其实所谓的“河”,就是玄奘穿越的八百里大流沙。在甘肃的安西和新疆的哈密之间,有一片热风弥漫、寸草难生的大戈壁,号称东西横亘八百里。今天它被叫做莫贺延碛,历史上被称作“八百里大流沙”。对于从连(连云港)霍(霍尔果斯)高速或者从陇海线上经过的观光者,那种极度的荒凉已经是一种景致,但只要我们能记起这曾经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就不难想象当年穿越这片大沙漠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取经者,他们用自己脆弱的生命与强悍的大自然展开的搏斗是多么的艰难。

对于丝绸之路上的行者,大流沙本身无疑就是恐怖的代名词。也如玄奘后来证实的,脚下的路就是沿白骨延伸。玄奘在穿越流沙戈壁的第四座烽火台后,遇到过一次极度的危险:迷路、断水。四夜五天滴水未沾,筋疲力尽,终于连人带马一起栽倒在地上。意外的是,第五天半夜,昏迷中的玄奘梦到一位身高数丈的大神站在面前,对他大喝道:“何不强行,而更卧也!”玄奘惊醒,坚持向前走去,忽然红鬃马狂奔起来,竟把玄奘带进一块有一坑清水的绿油油的小草地。休养一天后,他终于走出了大漠。

玄奘解脱的科学解释是老马识途,闻到了随风飘来的青草的芳香。但玄奘显然更愿意归功于大神的提示,这种宗教情愫可以理解,何况人在极度疲惫、极度寂寞时真的会有幻觉出现,即以《大唐西域记》对大流沙恐怖的记载,已经甚为详细,“时闻歌啸,或闻鬼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这里出现的身高数丈的大神,学者们认为即是西域一带普遍尊崇的沙漠大神深沙神,玄奘正是在绝境中想到了深沙神而出现了幻觉。

深沙神崇拜出现的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不太陌生。在唐代,有日本僧人来华取经取回深沙大神像的记载,这位深沙神最初应当是印度婆罗门教——即“外道”(挂骷髅是一个标志)的恶鬼,后来成为印度密宗的护法神,又随密宗传入西域后本土化而成为专门的沙漠神。

由于大流沙给玄奘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当然对后来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所以第一批演绎出来的取经故事中就有了深沙大神——晚唐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取经故事中,出现了专吃取经人,还把骷髅串起来挂在脖子下的深沙神,但这位深沙神最后皈依了佛法,成为取经的护法神,用双手将唐僧托过大漠。而这个形象,最终演变为《西游记》里的沙僧。

吴承恩在内地土生土长,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沙流成“河”,大不了认为水流湍急卷起了浑浊的泥沙,因此想当然地把原来戈壁中狂风、干热、缺水、迷途的凶险都形容成 “洋洋浩浩,漠漠茫茫”之类的漫天大水,这就有了宽达八百里的“河”。其实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深沙神出现的时候,是“深沙滚滚,雷声喊喊”,与水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就可以确信《西游记》中的流沙河、通天河其实就是八百里大流沙——今天的莫贺延碛。 

［镜头中的地理］

地球上最纯净的风景 

罗红简历: 1967年出生于四川,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最大的烘焙食品企业好利来公司总裁。罗红17岁时即开始喜欢摄影,直至1995年方重新背起相机,在业余时间云游。曾沉湎于中国西部自然风光摄影,现热衷于拍摄非洲野生动物。2006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期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了自然摄影作品展。

2001年,当摄影师罗红的目光从中国的西部转移到了非洲时,他忽然发现非洲的美丽不仅在于静静流淌的河流、广袤的森林原野,还有那些一年四季为追逐水草而来回迁徙的动物。

自小就喜欢动物的罗红,立刻为这地球上惟一的动物天堂所着迷,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他十赴非洲,并用镜头展示了不为人们常见的、不甚了解的动物世界之美。在那个世界里,有着最动人的呵护,也有着最残忍的求生。然而正当我们还在为非洲大地上的动物感叹不已时,从2005年开始,罗红的视角又从地面上升到了空中,成为中国第一个有计划、大规模在非洲上空航拍野生动物的摄影师,给我们带来了审视动物的新角度。

在高高的非洲上空时,摄影师看到了什么?罗红说:“大自然很壮美,但是如果没有那些跃动的生命,这种美就是残缺的。”为了更完美地展现动物的生命之美,罗红选择了高空,让我们看到了地球上最纯净和自然的风景。

乞力马扎罗山下的伊甸园

像感动了山神,常常被云遮雾罩的乞力马扎罗山忽然间像是被揭开了面纱一样,露出它冰清玉洁的山顶。天空明朗而澄净,光线饱满柔和。突然,一群大象进入摄影师的镜头,它们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悠然自得地漫步。古老的非洲高原呈现出一派祥和之气,宛如上帝的家园。“倒,倒,赶快倒车!”激动不已的摄影师忘记自己身在何处,连声呼喊。而肯尼亚技术超凡的飞行师却真的将已飞过画面的直升机给倒了回来,于是才有了这么一张以象群为前景的乞力马扎罗山。瑞兽呈祥,仙山顿开。

纳库鲁湖上的行为艺术

像是最美妙的创意,几百万只在肯尼亚纳库鲁湖国家公园里停歇的火烈鸟,以自由而浪漫的行为,集体无意识地完成了一幅大地行为艺术。湖之蓝、草之绿、粉红色的鸟,使这幅图画有着神奇的结构美。占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的纳库鲁湖,是禽鸟的天堂,公园内有着大约450种鸟类,而最为众多的就是火烈鸟,数目达200万只之多,占世界火烈鸟总数的三分之一。火烈鸟喜欢结群,往往群飞群止。飞时如彩霞漫天,落时似锦缎铺地。

马萨伊马拉草原的天然油画

像踩着天鹅绒般的地毯,身材婀娜的长颈鹿,迈着优雅的步伐,目不斜视、气定神闲地做一次集体赴约。前方也许是一场最浪漫的舞会,也许是一餐甜美的晚宴——摄影师在马萨伊马拉大草原低空捕捉到的画面,像一幅纤毫毕现、笔触细腻饱满的油画,将一群长颈鹿推呈在我们的眼前。马萨伊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西南部与坦桑尼亚交界地区,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动物保护区相连。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每年夏季,动物们都要跋涉几千里来到这水草丰茂之地。也许是已经完成了长途迁徙的任务,镜头中的长颈鹿,似洗去征程后高不可攀的公主。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胜利进行曲

仿佛耳边响起了激昂奋进的乐曲,欢快跳跃的节奏。向前、向前,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斑马成几列纵队疾掠,鸟儿如战鹰飞渡,胜利就在踏上彼岸的那一刻。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马群和鸟群合演了非洲大草原上最壮观的一幕:争渡、争渡。

《走出非洲》的女主角凯伦说:“回首旅居非洲的日子,令人激动不已的是那仿佛在空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感觉。”摄影师说,从空中看非洲大地上的动物景象,常常会喜极而泣。

马拉河上的史诗

有着极强适应能力的角马,是非洲常见的动物。为了生存,每年的七八月,角马都要千里迢迢从坦桑尼亚迁徙到水草丰茂的肯尼亚马萨伊马拉草场,而马拉河则是其迁徙途中的必经之地。马拉河不深,但因河中暗伏着鳄鱼而倍加凶险,角马争渡马拉河的悲壮场面已成为许多摄影师镜头中的最爱,但是,此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已跳出了过往的悲情,扑面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角马胜利到达彼岸的欢腾。青绿的草场已踩在了脚下,渡过死亡即是新生。这种史诗般的画面,是直升机贴近飞行的结果。  

发现新疆

作者：杨 镰 

干涸的罗布荒原,大地龟裂开来,我们仿佛看到了地球洪荒时代的样子。可是,如果我a们真的能从时间隧道重返过去,我们会看到,这里曾经有汪洋一碧的湖水,有新鲜跃动的生命,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20世纪是新疆探险发现的世纪。从1900年3月28日楼兰文明复显于世开始,到2001年1月,我国考察队重新抵达神秘莫测的小河5号墓地,这一世纪间,以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为标志,一系列带有颠覆性的发现,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从那时至今,丝绸之路热方兴未艾,新疆则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调色板,成了绿洲文明的历史画卷。

19世纪后期,新疆的绿洲城镇被外人视为“没有新闻”的沉寂之地。伴随野马、新疆虎、野骆驼等突然为世人所知,新疆独有的野生动物肆意践踏了世界已知的动物生存秩序。当人们还沉浸在这些新闻造成的激动和兴奋之中时,在这“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为流沙湮埋的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精绝、楼兰古城……一系列遗址浮出瀚海,如同田径锦标赛上的接力,使人们目不暇接。20世纪的新疆以最快的速度刷新了人们的知识宝库,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以前从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新疆古代文明的特点,世界上东西方文明互相吸收与补充的过程,绿洲生态的生死玄关等全新的知识领域。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从事新的探险发现的同时,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以期提升探险考察的实践与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

我曾一次次进入新疆探险发现的现场:楼兰古城、小河、米兰、精绝、丹丹乌里克、喀拉墩、麦德克、阿不旦、通古斯巴孜特、鸽子塘、约特干、兴地、营盘、玛札塔格,我也曾一遍遍重温探险家的记录,从当地居民中搜集世代相传的故事。初衷本是复原发现过程,寻找失落的文明,为通过新疆探险发现的世纪考核,作试前热身。

作为第一份答卷,本文将解析几个与新疆探险发现有关的谜,它们包括:楼兰古城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三间房”是什么性质的建筑?精绝遗址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精绝的“西域第一桥”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佛教文明为什么率先为塔里木的绿洲城邦接受?精绝遗址为什么被放弃?塔里木绿洲文明的特点是什么?

得出具体的答案,并不是本文的惟一目的。我们是希望通过清理探险发现的现场,开拓出一个认识生生不息的绿洲文明的宽广视角。

楼兰古城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发现楼兰古城,是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开卷第一章。

1900年3月27日。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从罗布荒原北方的六十泉(阿提米希布拉克)出发,南行穿越荒原。3月28日下午3点,意外经过了一处建筑遗址(后来才知道那是古代寺院)。停留几小时后,队伍继续前行。

3月29日傍晚宿营时,临渴掘井,才发现驼队仅有的一把铁锨遗失在昨天路经的遗址。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动身北返,铁锨必须找回。第二天黄昏,奥尔得克带着铁锨赶上了南行的队伍。他告诉赫定:昨晚后半夜刮起了大风,他一度迷了路,闯入另一个遗址。那地方遍地是散乱的木雕、木材。他带回来一块精美木雕作样品。他特别提到:他的马对这些木雕惊骇已极,不让他拿着木雕走近,甚至惊嘶着挣脱了缰绳。就是这个佛教艺术风格的木雕提醒赫定,他显然与什么重要的内容擦肩而过了。第二天,继续南行,驼队启程时赫定许诺:明年这个时候,再回到这一带来寻访从不为人所知的沙埋隐秘。这个插曲便是从史册消失了十几个世纪的西域古国楼兰即将复显于世的前兆。

1901年春,赫定重返这一带,寻找有木雕的遗址。但工作并不顺利,他曾几次想放弃。1901年3月3日。如同1900年一样,行进中的向导与驼夫们突然止步,连骆驼也面面相觑:一个庞然大物挡住了去路,那是巨大的佛塔,佛塔脚下,气势恢宏的古城分布在一条河道两岸。古城如同中了魔法而睡去,异样的沉静使赫定为之震慑,似乎城中居民刚匆匆离开,他们就接踵而至了。一辆马车巨大的木车轮才修补完好等待重装上路,一栋房舍荆门半掩,主人似乎知道有远客将临。除佛塔,古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是由四堵厚实的墙壁分割成的遗址。后来,佛塔成了古城象征;那建筑遗址则被称为“三间房”,此地先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来自“三间房”墙脚下有两千年历史的垃圾堆。这些文物有木简、纸本文书,它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词汇“楼兰”。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楼兰,《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楼兰的章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楼兰是在无人定居的荒漠发现的第一个见诸中国史册的、在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沙埋古城,这也是楼兰引起关注的原因之一。

来到楼兰古城时赫定并不知道,不久前,他的潜在对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楼兰古城西南方1000公里之外的尼雅河尾闾,找到了另一处楼兰王国时期的遗址,由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定,这遗址是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在精绝,斯坦因发现了700多件使用楼兰的官方文字卢文书写的木牍。南北朝时期中文文献曾将胡语之一的卢文形象地称为“驴唇书”,可是,从5世纪以后,谁也没有再见过“驴唇书”。随着楼兰亡国,卢文立即成为死去的文字。精绝发现的卢文文件反复出现了一个词汇“KRORAYNA”,学者们断定,KRORAYNA,就是与中文“楼兰”对应的语源。

从此,经中国正史与楼兰自己的官方文字双重认证,楼兰王国复活了。新疆探险发现很快就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实际上从楼兰重新被发现起,误读也随之出现。其中一个是:楼兰古城并非1901年3月3日,而是1900年3月28日被重新发现。也就是说:寻找铁锨时奥尔得克无意闯入的有木雕的遗址,其实就是楼兰古城。随之出现争议的有:楼兰古城是不是楼兰王国的都城?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楼兰古城为什么被放弃?为什么在当地没有发现汉人的墓葬?

罗布人奥尔得克是新疆探险史的关键人物。可1900年奥尔得克找铁锹时误入的遗址不可能是楼兰古城。

后来,斯坦因曾为罗布荒原的古迹作了编号,从L.A.到L.T.,共20处。楼兰古城,即L.A.;1900年3月28日遗失了铁锹的地方,是L.B.。L.B.由几处相邻的遗址组成,有寺院、官衙、民居等等。赫定驼队路经的是一处寺院,奥尔得克误入的有木雕的地方,是寺院一侧相对独立的建筑,它们都是L.B.的组成部分,奥尔得克带回的木雕并不属于楼兰古城。

实际只要拿出罗布荒原古迹分布图,就一目了然了。L.A.不在赫定他们1900年3月从北方的六十泉到南方的喀拉库顺的路线上。3月28日营地,离开L.B.不远。3月29日营地(发现铁锹丢了的地方)在L.B.正南约20公里,L.A.则在3月29日营地正东十几公里处。赫定有当时最先进的测量仪器——他就是来罗布荒原做地形测量的;奥尔得克是方向感极强的罗布人,他离开营地时尚未刮风,据赫定的记载,奥尔得克走了两三小时后,才刮起沙尘暴。而奥尔得克怎么可能从一开始出发就错了,理应向正北,却整整拧了90度角呢?如果一开始就错了,跑到营地正东的楼兰古城(L.A.),那他不可能在当天晚上又穿越地形复杂、毫无参照物的荒漠,摸到L.B.,然后在没有照明(连火把也没有)的漆黑夜里顺利取回扔在地上的铁锹,再追上探险队。这比大海捞针也容易不了多少。能做到这一切,前提是他见到木雕和遗失铁锹的这两个地点近在比邻。否则凭一匹马,即便在白天,手持GPS(卫星定位仪)也不可能——在这时间之内走不完这段路程。

所以结论是:1900年3月28日下午3点,首次在罗布荒原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存;1901年3月3日,才是发现楼兰古城的时间。

1900年发现楼兰古城的说法,出现在1980年前后,那时谈起发现楼兰,一般都是依据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而《我的探险生涯》没有明确提到奥尔得克捡拾木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年后到达的楼兰城。出现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但是,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第二卷《罗布泊探秘》以及《中亚与西藏》,都明确提到那不是同一地点。《罗布泊探秘》有赫定为楼兰古城画的一幅实测图,图中已经明确标示,1900年3月28日路经的遗址,不是楼兰古城。

1902年回到瑞典,赫定曾委托德国学者研究楼兰的发现。得到赫定授权,阿尔伯特·赫尔曼于1931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楼兰的专著。赫尔曼在《楼兰》中明确说,奥尔得克发现木雕的地点,离楼兰古城直线距离有14英里。随着《罗布泊探秘》、《楼兰》中文本的出版,这个问题不应该再有争议。

总之,赫定来罗布荒原,动机本是为解决罗布泊的位置问题,那是19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余波。赫定曾将罗布荒原比作“如同月球上一样荒凉”的地角天涯。发现楼兰,发现如此恢宏的古代文明,受到震惊的首先是他自己。发现证实了远离世界舞台前台的新疆,在漫漫黄沙之下,在从无人迹的荒原碱滩之上,竟然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潜藏。这个巨大的反差,使他率先调整了自己的焦距。

“三间房”是什么性质的建筑?

楼兰古城的“三间房”,一般认为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西域长史府。

在赫定的古城实测图中,“三间房”标为建筑遗址“F”。从什么时候起将“三间房”作为西域长史府的,目前已经很难断定。长期以来都这么说,我也曾认同这个说法。但是,通过实地观察,才感到这个判断不能成立。从实测图上可以看出,整个古城基本符合汉族“坐北朝南”的传统建筑模式,“三间房”也不例外。“三间房”是一个册字形的坚固建筑,三个建筑空间,最宽者1.5米,最窄者只有0.8米。它的长宽之比不但破坏了黄金分割,而且简直不成比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四堵墙厚薄差别相当大,左数第二堵、第四堵竟有近1米厚,这不符合惯例。在“三间房”中,一人独自行走尚且得小心不要碰到两边墙壁,不管席地还是备有椅子,想从容坐下来都难。什么级别的官衙会是这种格局呢?它不可能是中央政府驻节西域的长官公署。

关于“三间房”的位置与用途,有个情况一直被忽略了。赫定在1901年3月3日拍摄了关于古城的第一组照片,其中有一张特别重要: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木车轮,旁边放着两根完好如初的木车辕。我们原来并不知道赫定到达时这辆车在楼兰古城的哪一个位置,车轮直径具体有多大(没有参照物)。但与墓葬中出土的明器不同,它无疑是中国最早的车辆实物,是丝绸之路的象征,是西域长史在西域奔波跋涉、送往迎来时实际利用过的交通工具。而且它显然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完全属于楼兰。

我在楼兰古城没有找到这个“中国西部第一辆马车”,但与其共存的木构件仍然在,比如那个柱础。然而,这个车轮还出现在另外一张照片中。1906年1月18日,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来到楼兰古城。亨廷顿是赫定之后、斯坦因之前,来到楼兰古城的外国探险家,他也是第一个在罗布荒原发现墓葬的人。他为楼兰城拍的照片中,再次出现了这个巨大车轮,还连着一截车轴。首先,据车轮旁边的驼夫身高,可以推断它的直径是1.4-1.6米。另外可以看出,这个车轮是停放在楼兰古城的中心建筑一侧(赫定实测图的“L”)。那么,“K”才应该是楼兰古城的中心——西域长史府。长史的专车自然停放在它的大门边。“F”(“三间房”)西侧有个建筑遗址,应该是西域长史的官邸。有一次来到楼兰古城,正值大风之后,我有幸目睹了“三间房”西侧刚刚被风刮出来的建筑遗址,那精整结实的地龙与柱础,令人印象深刻。

亨廷顿走后不到一年——1906年12月,斯坦因就来到楼兰古城,他拍摄的照片中,已经不见那个木质车轮了。同时,他从楼兰带走了大量的东西,据其详尽的清单,也没有包括这个车轮(它确实太沉重了)。这个珍贵的、丝绸古道标志性的驿车,是在1906年1月至12月之间从楼兰古城消失的。

那么,“三间房”究竟是个什么建筑呢?从古城整体格局与它的特殊结构判断,那是西域长史府的库房,用以保存机密文件与军械、帑藏,所以它最结实,是惟一使用土坯构建的房舍,也是至今惟一站立着的墙壁。有关的文书等就出自它的墙根。著名的《李柏文书》出土地点虽有诸多说法,其实也是出自“三间房”。李柏本人正是前凉的西域长史。

发现楼兰的直接起因,是一块有佛教艺术风格的木雕。楼兰古城除了佛塔与“三间房”,都是利用木材修建的,连车轮都不例外。直到今天,每个去过楼兰古城的人都会为它的恢宏气势感到震惊,也不免为它竟然是一个木制的都市感到惊诧。塔里木的主要建材胡杨、红柳,都是生命力顽强但生长缓慢的树木。塔里木的古老绿洲文化与植被(胡杨、红柳)的关系,看看楼兰古城就一目了然。

精绝遗址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1901年初斯文·赫定在罗布荒原作测量时,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的尼雅河下游发现了著名的精绝遗址。斯坦因来到尼雅,原本也只是路过。

尼雅(新疆民丰),是来历久远的名字,含义据说是“遥远的地方”。尼雅有个颇有名气的巴扎,以收售旧货为主。斯坦因一住下来,立即派驼夫找当地人了解情况,驼夫拿回两块写了字迹的木板。大略看了看木板,斯坦因目瞪口呆。他在印度工作过十几年,对印度古史颇有研究。他一眼就认出木板上写的蚯蚓般的文字,与公元前后贵霜王朝的文字十分相像。这些文字他并不认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识读,但那无疑是惊世发现。光是出现在这天之一隅,就已经是奇迹了。他立即与驼夫回到尼雅巴扎——塔里木的“潘家园”。送给驼夫木板的是不识字的农夫,木板是他在从尼雅前往大玛扎的路上拾的。这大玛扎全名“伊玛姆扎法萨迪克玛扎”,是圣者陵墓,秋冬之际来自塔里木各绿洲、前往朝圣的人相望于道。想找出是谁将这两块木板扔在了路旁,除了耐心,还需要机遇。斯坦因有他的缺点,可他不缺少耐心。他发动整个驼队的人,在尼雅每一个人群密集处询问:谁见过这两块木板?谁知道它们的来历?如同《悲惨世界》中的侦探沙威。他竟然找到了丢失两块木板的人:巴扎上的打馕人伊布拉音。伊布拉音说,上一年秋天,他穿行沙漠,路经了一个遗址。遗址没有传说的金银财宝,可到处是这种写了字的木板。他随手拿了几块,想给孩子当玩具,嫌重,路上又随手扔了两块。又见到那两块木板,他比斯坦因更吃惊,他几乎忘了这件事,可几个月后居然有人为此找上门来!

3天后(1901年1月28日),斯坦因沿尼雅河来到有木板的遗址。那是一个沉沉睡着的古绿洲,民居、官衙、牲口栏、蓄水池、佛塔、葡萄园、果树、耕地,井然有序,处处是人类活动的遗迹,惟独不见居民。他竟找到了一个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室。在不大的房屋里,到处是缄封完好的木板。木板上书写的,就是死去了十几个世纪的楼兰官方文字——卢文。这700多件卢文木牍,为活的精绝提供了一份真实记录。

抵达当天的日落时分,斯坦因独自站在古尼雅河岸,巡视着谜一样沉静的遗址。他曾这样形容此刻的感受:仿佛来到失事海船搁浅的海滩,水手们早已弃船而去,只有樯橹犹存的沉舟仍然不向大海低头告饶。他自问:除此还有什么地方,我能漫步于凯撒统治着罗马、而希腊文字刚从印度河畔消失时人们栽下的杨树与果木之间呢?

在精绝,他找到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新疆最古老的木桥”,“略作清理便可以投入生产的葡萄园”当然,最重要的是760件卢文木牍。离开精绝遗址前,斯坦因整日徘徊在依稀可辨的小路上,小路两边是果园、苗圃或民宅。他甚至产生了要推开某个紧掩的门扉去做不速之客的念头。他又感到随时会有当地居民突然从小巷另一头探出身子,询问他来自何方,来此有何贵干?喏,这一片房舍之前苗圃成行,屋后果园错落,一些勤俭人家用芦苇、茅草和红柳、胡杨树枝编成的低矮院墙还仍然固守在原地,而浮沙积起的一隅,必然有一道牢固的防沙带。可以说,塔里木人家园应有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而所缺的,是人群特有的脉息与生机流转的灵气,是人给自然带来的负载,是人与人之间因社会交往而产生的温情脉脉或剑拔弩张。

此后,在1906年、1913年,他还来过精绝遗址。毋庸讳言,他来精绝,原本就是为了卢文文书。但是精绝遗址不仅有卢文书,卢文木牍也不是只有文物价值、供摆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的展品,只有它才能解答关于绿洲生死的千年疑惑。

精绝的“西域第一桥”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

精绝遗址西南,是一个蓄水池,当年是整个村镇人畜公用的水源。直到今天天山南北的偏僻村落还有这种设施,人们叫“大涝坝”。精绝的蓄水池与一条古河道连接,在河道上,有一具木桥。斯坦因这样描述:桥梁总长90英尺,桥墩(木柱)成对地直立在浮沙上。大桥由引桥、桥体构成。“桥体的东段,是一根巨大的杨树干,长达39英尺。清除浮沙,可以清楚看到它直达东岸”。桥梁是跨越河流的,那里的古河床为一个红柳沙丘分为两半,红柳沙丘应该是当年河中的小岛。斯坦因测出,精绝“活着”的时候,桥下河水最深处有15英尺,这桥当年肯定得到了极好的维修保养。

那时,包括斯坦因本人在内还没有人读过那一屋子的卢文文书的内容。二三十年后,卢文被破译,人们通过卢文文书才获悉:大桥是当地最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年春天冰川融雪沿尼雅河流到精绝,人们总要在桥头以一头牛祭祀跋陀罗大神。桥头有专门的看桥人。实际上这桥还是楼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于阗王国的交界处,相当于楼兰的海关。1986年,我在精绝遗址专门寻访了这个新疆第一桥。在桥头,仿佛听到人声鼎沸,刚投入水中的公牛又浮出水面,使围观者惊骇不已,那说明神不接受这个菲薄的奉献。而卢文文书(157号)确实记载过一个叫君吉耶的当地头人,曾梦见跋陀罗大神拒绝了人们选定的那头牛。桥头的税卡是绿洲至关紧要的职能部门,除收税、祭神,还得随时注意着桥下河水的清浊迟骤。河水的流量大小、清浊,能预示一年的丰稔或饥馑。而过桥的税收,则是精绝绿洲公共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大桥上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就表明古丝路兴旺发达,精绝百姓可以免除衣食之虞;而一旦行人断绝,桥头冷落,精绝绿洲就成了被上苍遗忘的弃婴。

精绝遗址的长桥,是新疆最古老的桥梁实体,是精绝绿洲的门户与象征。可以说,有了这座桥梁,作为一个塔里木的绿洲村镇,该有的都有了。同时,人们还希望它能将不该有的一律拒之于其外。

佛教文明为什么率先为塔里木的绿洲城邦接受?

众所周知,与中原相比,西域较早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精绝绿洲也不例外。而国王是楼兰不受约束的统治者,他直接管辖着各绿洲村镇,甚至直接接受臣民的申诉。但是,在权威背后则绽露出国力衰微的朕兆:税收完不成指标,王家的利益受到明目张胆的侵犯,国家法令屡被轻忽,特别是环境恶化显而易见,无异于上天示警。据卢文文书,当时整个国家并不富足,而内忧外患则使绿洲村镇蒙上了灰黄的底色。

内忧无过于水的短缺、风沙肆虐与环境窘迫。关于争水、关于浪费水资源的内容一再见诸简端,足见水是精绝人的命脉。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著名的第482号文书。精绝居民舍迦在自己田园的正常耕作受到百户长及甲长干涉,不但强占了原属舍迦的土地,还砍伐了舍迦所种的树木出售。舍迦越过州长,直接向国王告御状,国王受理了他的申诉,并下达了一道敕谕(即482号文书)。国王明确宣布这一行为非法,必须立即制止,并重申了王国的法律:“活树严禁砍伐,违者罚马一匹;哪怕只砍了树的枝杈,也要罚母牛一头。”这就是人们常引以为据的中国最早(也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森林法》。

小国寡民力图绝处逢生,扭转不利的形势,成了卢文文书中许多案例与事件的因由,时过千余年再读,那种严酷紧迫、孤寂无助的氛围仍能让人感到压抑。卢文文书中的另一类常见内容,就是处理逃亡事件。第621号文书与632号文书记载的是同一件相当典型的事例。

精绝人沙迦牟韦,是陶工詹左之子。年轻的沙迦牟韦竟私下和邻居左多(精绝的贵族)的妻子善爱成为情人,并且一同弃家逃亡到龟兹国(即今库车县境)。这对私奔的情侣结为夫妻,客居异国他乡。后来受国王感化,终于重返故国。回国后,国王亲自出面,把他们安置在故乡精绝。回到家乡,沙迦牟韦表示,他放弃对原配妻子、子女、奴仆及家园的一切权利,只盼与患难爱妻善爱开始新的生活。但善爱的父亲、僧人苏达罗以及沙迦牟韦前妻黎帕那,却到官府打官司,找善爱夫妻的麻烦,索要赎金及赔偿。沙迦牟韦再次直接向国王求助,国王指示州长索没迦:如确有其事,必须制止上述要求,让沙迦牟韦和善爱漂泊半生后,在故乡安居乐业。这重婚加偷渡案的处理,比厚重史册更有人情味。在精绝遗址时,我曾产生了一个天真的念头,想知道哪个葡萄园、哪个宅院,是这对出生入死的恋人的家园?如果不是20世纪的探险发现,他们始终不渝的爱情与炽热的故土之恋,早就为流逝的岁月所吞没。

卢文文书几乎涉及了当时楼兰王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些保存在木板上的、从右到左书写的古老文献告诉我们,佛祖保佑是人们生活的出发点与归宿。

有一件文书(511号)写到浴佛节的盛况。四月八日,精绝绿洲倾城出动,群情踊跃,纷纷参加到盛大的行列之中。一桶桶清水泼向雕檀佛像,实际上人们希望洗净的是自己的负罪感。高僧向虔诚的信徒宣讲着“法悦境”要义:“让一切从地狱超生于天堂的人们,彻底超出轮回。愿世间时刻祈祷丰衣足食,愿经管圣雨的释天增多雨水,愿树木常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彼在诸神佛法庇佑下永生。”树常绿、水常清、天赐福、人行健,是古往今来绿洲居民共同的愿望。

这就是塔里木的古绿洲城邦为什么率先接受了佛教教义的形象化说明。在锦上添花般的节日盛况中,却使人感受到绿洲居民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缺乏安全感的隐忧浸润在字里行间。楼兰村镇非常惧怕战火波及。绿洲本来资源有限,生态脆弱,所以他们对水源、对风沙、对植被、对气候,相当敏感,楼兰这个绿洲王国的历史,就像一条源自雪峰、渗于沙漠的内陆河,它有可以引据、夸耀的源头,却没有可以预期的结局。就像大漠自行消长的红柳包,几枯几荣,几伸几缩,它敢于蔑视干旱风沙,却没有一刻能摆脱风沙干旱的扼制。亲自考察过精绝古绿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没有城墙,也没有城这个概念。对待外来的攻击,它是大门洞开的、不设防的绿洲,要是不能及时化解掉入侵者的敌意,那么它就只剩下一条活路:放弃家园逃亡。

精绝遗址为什么被放弃?

精绝遗址无疑是突然被放弃的。

生活本来在延续着。不但有各级官吏,有公共饮水系统,有无所不及的税收,有僧人为国家祈福,寺院有苦行高僧,也有花和尚,女奴隶与骆驼一样是市场的抢手货,来自中原的丝绸不单是财富,也是品位的象征。所有以断绳为誓的契约,都写明“期限为一百年”,葡萄园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而利用葡萄酿酒早就不是专利。可是,这个孤芳自赏的荒漠村镇,究竟为什么被放弃而成为遗址呢?精绝遗址有许多待解之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是什么原因中断了它的正常生活秩序?

气象学家亨廷顿考察了塔里木的古今绿洲之后,作出一个推断:有人居住的绿洲,其历史一般为200年。200年左右,就会出现荒漠化,人们不得不放弃家园,寻找新的绿洲。

在塔里木,绿洲村落被放弃与新的绿洲出现,都不是新闻。我多次来到即将撤离或刚刚被放弃的村落。这种逐渐放弃的居民点必然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后走的人会充分利用先走的人留下的生活资源。当最后一家撤离时,村子里可以带走或使用的物品早已罄尽。但是,精绝遗址与绝大多数的楼兰王国时期的绿洲村镇,都不具备这个特征。1998年我曾到达阿拉干附近的一个无人村,它给我的感受是如同刚刚下班的超市。除了没有了人,一切如昨。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撤出了所有的居民,必然是在遭受不可抗拒的外力(发生突变)时。不可抗拒的外力,包括战争、地震、风灾、河湖干涸、瘟疫等等。

楼兰王国多次经受战争侵扰。一般认为它的亡国,是受到北方部族丁零的直接打击。但具体到楼兰古城与精绝遗址,战争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在探险家来到时,它们几乎是完好地保存着的,没有经受战火摧残的迹象。卢文文书提到,精绝曾受缺水的困扰,还因为植被破坏而制定过严厉的《森林法》。但因缺水(尼雅河缩短流程)或风沙过大而放弃,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原因也简单:凡属这种情况,一般居民点会不断追随日见变短的河流,一步步向其上游搬迁。可我们从精绝遗址到大玛扎,以至到如今的尼雅,并未找到步步南移的、接替性的废墟。这是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的特征,尼雅河也不应该例外。

精绝遗址为什么突然被放弃,这是包括斯坦因在内的亲临者都曾思考过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史树青、李遇春等先生都在精绝遗址发现过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比如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捕鼠夹,个别房址多达三四个。实际上在斯坦因初次来到时,他就曾为此感到困惑。斯坦因抵达精绝遗址后,见到了一种不明用途的长方形木板。他拾起来看了看,没有文字,也不知其用途,就随手扔在一边。可一个在县城雇的驼夫说,那是捕鼠夹。他之所以认识,只因为与他家正使用的一模一样。

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于阗王国及于阗民族是有敬鼠习俗的,“鼠壤坟传说”是《大唐西域记》的著名章节。而小河遗址出土的干尸,曾流行头上缠绑老鼠。精绝遗址却极度普及捕鼠夹,这确实颇为反常。而这一带流行过瘟疫,特别是清代以及民国地方志、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记、当地居民的口述,都提到清代中期爆发的那次灭绝性的瘟疫,几乎使罗布人的村落人烟断绝。发生瘟疫,以及瘟疫带来的恐慌,迫使人们放弃一切在同一时间逃离家园,是不能排除的突发事件。

塔里木绿洲文明的特点是什么?

对上述疑谜的解析,可以归结到塔里木绿洲文明有什么特点上。

在塔里木,我记录过一个古老的谚语:“有水有树的地方,才有人家。”有水,有树,有人家,就构成了绿洲。

1986年,我在朋友的陪伴下考察了沙雅县境塔里木河两岸的生态环境。途中,我们路过一个小小的农家院落,朋友举起猎枪,要打树梢上的一只斑鸠。农家的主人立即跑来,恳求我们不要这样做,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遮挡。朋友对他说:“斑鸠吃你们的苞谷,你还保护它!”主人说:“不要打斑鸠!不要!斑鸠与这(他用力用手臂画了一个大圈子)海麦孜(维吾尔语全部的意思)是一块儿的!”在绿洲空间,所有的生命“海麦孜”是一体的,不可分离。

行文中,我特别强调了探险发现的“现场感”,因为这是实地考察与中外文献记载、与口述历史的结合部位。

在荒野与沙漠间,桃红柳绿的绿洲是生命的旗帜。绿洲生态最顽强,它可以傲视环境的重压,延续生命。绿洲的生态又最脆弱,资源紧缺,空间有限,不悉心护持,便会导致自毁家园。绿洲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可绿洲的环境确实限制了人们的活动以至思维。比如有一个叫“四棵树”的地方,整个村落只有这四棵树。其中一棵因人为的过失死去了,其他三棵树好好的却突然全部同时枯死,整个村子从绿洲退化为荒滩。那是因为绿洲生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息息相关,没有什么可以置身事外。探险家们从荒沙掩埋之下,寻找人类失落的文明,也必将探及人类文明之所以失落的原因。在绿洲区域,人类的最大敌人正是人类自己。

新疆的探险发现,为绿洲文明的历史命运提供了佐证。发现楼兰(发现楼兰古城、精绝遗址等等)带来的众多疑谜,是解读人与环境关系的切入点,是中国西部留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意义的章节。 

［世界遗产之旅］

斯特拉斯堡：法德混血之城

作者：徐春昕 

人们所熟知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是发生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个真实故事。19世纪末,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德国普鲁士军所占领,小佛朗士所在的学校被迫放弃了法语教学。“小佛朗士”们的儿子在德语教学中成长,但到他们的孙子时又开始学习法语了;当他们的重孙到了上学年龄时,德语又成为官方语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成为欧洲两大民族恩恩怨怨的见证。彼此相邻却又泾渭分明的法兰西和德意志两个民族的文化,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城市中相融共生呢?

两千年前的斯特拉斯堡是莱茵河边的一个罗马人营地,原是一个与法国和德国都无太大关系的独立区。中世纪时,城堡和防卫墙等设施曾紧紧护卫着斯特拉斯堡的中立性。1681年,斯特拉斯堡划入法国,之后法兰西和德意志文化开始浸染这个以商业繁荣而著称的城市。如今,它中世纪时的独立风格,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斯特拉斯堡居然就在边境线上

在我国的中学语文课本里,安排有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孩子都读过这篇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小小说:它的背景是19世纪,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德国普鲁士军所占领,小佛朗士所在的小学校被迫放弃了法语教学。小佛朗士眼望着墙外的鸽子想,难道鸽子们也要说德语吗?韩麦尔老师在课程结束时在黑板上写下了“法兰西万岁”,头靠在墙壁上说:散学了,你们走吧……和许多人一样,这些无奈而悲壮的经典段落我记了很多年,而且一直想知道,小佛郎士后来还有机会学法语吗?

我知道这个答案时距我读这篇课文,已相隔很长时间。二战后,阿尔萨斯已经重新成为了法国的一个大区,大区的首府叫斯特拉斯堡。我还进一步知道,在历史上,阿尔萨斯在德、法之间曾几度易手。

我是从德国乘出租车去斯特拉斯堡的。出了德国的著名山城巴登-巴登,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驶出了山区,行驶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了。道路两侧都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土地平整,视野之内连个小山包都没有。我问司机哪里是法国?司机说,再往前这样开上30分钟,就是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了。果然,不久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河:莱茵河。河面不太宽,河水平缓、温和地流着,一座不宽的公路桥横跨两岸。桥中间支棱着一条黄色的短棍,就算国界。桥的那边,路边立个牌子,写着“斯特拉斯堡”。

这就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首府了。我心里想,这城市居然就在边境线上,而且从地形上看,基本上是无险可守的,军队要是来了,大军只管前进,谁跑得远谁就占得多,难怪这地方历史上总是被德、法两国争来争去……

从地图上看,整个阿尔萨斯地处法国、德国和瑞士的交界处,是法国最小的大区。不过,阿尔萨斯有个机场名字却很大,叫欧洲机场。因为它刚好在三国的交点上,由三个国家所有,下了飞机,去法国和德国要走不同的通道,而去瑞士的,就接受瑞士的边防检查。其首府斯特拉斯堡与瑞士还算稍稍有点距离,与德国真是“亲密接触”着。

地处拉丁和日尔曼文化的十字路口

从城外的公路进城,猛一看,觉得这座城市完全是巴黎的楼房与街道的翻版,根本就是“小巴黎”啊。但我的感叹还没结束,车就进了老城区,只见德国式的房屋连成一片,看起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实际上,斯特拉斯堡市中心又称斯特拉斯堡大岛,被爱尔河环绕着。在相当小的面积里,建有许多深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大教堂,4个老教堂,还有前任王子主教的居所。它们并不是现代城市里的一个个孤立的纪念物,而是一座保留了中世纪特征的城镇。在我的视野里,完全没有任何现代建筑,而绝大多数16、17世纪建造的房屋现在仍然在正常使用中。就连我们中午用餐的饭店,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木结构建筑,食品是当地名菜:酸菜配猪肉,显然不能算是法国菜式。走在街道上,任何人都会发觉自己的所在既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城市,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城市,而是一个同时具有两种文化特点的很特别的地方。

当地网站的描述语言比较专业:“斯特拉斯堡地处拉丁和日尔曼文化的十字路口……它是二战后欧洲人民和欧洲未来之间和解的象征。”因此,它在1988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是联合国第一次把整个城市的中心定为文化遗产!

走在斯特拉斯堡的街头,仅仅会英语是不太方便的。尽管这里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但是按国籍统计,来这里的游客中,占第一位的是德国人,第二位是法国人。有意思的是,德国人到这里是为了领略法国的风情,而法国人的目的也相仿,是想接触德国文化。因为游客中讲英语的人比较少,当地能说英语的人也就不多。学校是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来设置课程的。与法国的大多数地区把英语设为第二外语不同,斯特拉斯堡学校里的第二外语是德语。专家对我说:斯特拉斯堡的方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其实就是一种古代的德语,所以,当地小孩学习德语甚至比学拉丁语系的法语还要容易些。

一场法德文化拉锯战

斯特拉斯堡历史的复杂性有些出乎我的想象。斯特拉斯堡建立于公元前12年,当时是罗马帝国军队的一个营地,名叫阿根多图(Argentoratum)。罗马执政官建设了城市的主路,凯撒大帝的兵团当年也正是从这条道路出发远征。不过,当时这里的居民很少,为这个城市奠定了语言基础的是后来的日耳曼帝国。中世纪是这个城市的黄金时代。作为日耳曼帝国的一个城市,这里开始大兴土木,并奠定了今天城市中心的基础。

11世纪到15世纪,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建立了,并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环绕着它,狭窄弯曲的街道以市场和行会命名,名字使用古德语。至今当地的街牌同时用法文和德文书写,既表现了今日法国的主权,又保持了中世纪的魅力。

不过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斯特拉斯堡是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从今日法国境内和德国境内运输的物品到这里都要交税。因此,沿着爱尔河,至今可以看到许多带锯齿形小山墙的巨大建筑。它们是古代的海关,也有不少是货栈,标志出当年这里频繁的经济活动。同时,还有许多碉堡环绕着城市,是当年保卫城市用的。

1681年,斯特拉斯堡划入了法国领土。作为失去独立的代价,城市获得了地区最高军事司令部的地位。路易十四曾经驾临这里,当地人开始正式使用法语教学。

但90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终止了斯特拉斯堡并入法国的进程。从1871年到1918年,斯特拉斯堡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学校开始禁止教授法文,只说德语。这就是小佛朗士上最后一课的时间,那时当地人接受正规的法语教育已经190年了。

由于法德之间的战争,斯特拉斯堡四分之三的市中心建筑严重损毁,重建工作用了5年时间,因为普鲁士帝国也需要这样一个新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首府来装饰帝国的荣誉。1880年4月,新的城市发展规划被通过,从18世纪开始延迟的城市发展得到了新的刺激,城市规模由原有的230公顷土地又新增386公顷。按照规划,先修建公共建筑、皇家宫殿、地区政府、图书馆和大学,到1900年基本建成;而居民区和私人住宅建设比较缓慢,到1920年才完成。

不过,在建设完成前的1918年,法国已经重新获得了斯特拉斯堡的主权。“小佛朗士”们的儿子是在德语教学中成长的,但他们的孙子又开始学习法语了。

当小佛朗士的重孙到了上学年龄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德国法西斯迅速占领了斯特拉斯堡。他们不仅像普鲁士当年一样禁止人们学习法语,而且还给当地的每个法国人一个德国姓氏。这给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留下了很多疑惑。他们的祖父说德语,他们的父亲说法语,他们自己不仅说德语,而且连姓氏都改了,很容易是非颠倒地认定,法国只是临时占领者。直到今天,斯特拉斯堡一些二战期间接受教育的老人仍然公开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二战结束时,法国当地政府报复性地表示,当地学校只开法语课,不教授德语,以正国际社会的视听。

但是,由于斯特拉斯堡与德国只是一河之隔,两岸贸易密切,亲情相连,不会说德语对当地人的生活、工作有明显影响。1968年,出于化解民族仇恨、建立欧洲联盟的思想,斯特拉斯堡的学校再次开设德语课,正式将德语列为当地的第二外语。

德国文豪歌德的雕像立在他法国的母校中

作为一座被双重文化浸染的历史文化名城,斯特拉斯堡在法、德两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这里不仅是德国大发明家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的地方,也是德国大文豪歌德读大学的地方,而且还是法国国歌《马赛曲》的诞生之地。

在斯特拉斯堡的老城区,矗立着古登堡的雕像。在欧洲历史上,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曾经极大地刺激了印刷业、报业的发展。至今,凡是学习欧洲新闻史的学生,开篇总是先要记住古登堡的大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自幼学习金匠手艺的古登堡,在1434年他37岁时离开家乡,来到商业发达的斯特拉斯堡居住了10年,与人合伙磨制宝石和制镜。其间,古登堡秘密从事活字印刷的实验。开始时,他尝试用木活字。他发现较大的木活字可以排版印刷,但是欧洲文字以字母为基本印刷单位,木块强度不够,小号的木活字制作和使用都十分困难。于是,他改用金属材料制活字,开创了世界上金属活字印刷的先河。尽管不久后古登堡回到了故乡——德国的美因茨,在那里开办了印刷厂,但是,斯特拉斯堡已经作为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地而载入史册。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古登堡的雕像基座上,有四组浮雕,表达着在古登堡之前,人们为印刷术所做的努力,其中明显有东方人在手工印刷的样子。也许是因为这个雕塑的缘故,斯特拉斯堡人几乎都知道,活字印刷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不因为古登堡的伟大而掩盖其他民族的成就,就这一点,斯特拉斯堡人表现得实在相当高尚。

斯特拉斯堡大学一向在欧洲享有盛誉。1770年4月2日,21岁的歌德从德国乘马车来到这里,遵从父亲的安排学习法律。据说他一下车就跑去参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用粉红色砂岩砌了300年才建成的大教堂,巧夺天工的雕像和门廊,让年轻的歌德流连忘返。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和同学们到这个地方游玩。1771年,歌德获得了法律学学士学位,但是他并不喜欢从事法律工作。他的好友也劝说他要珍惜自己诗歌方面的天赋。于是,歌德从斯特拉斯堡出发,在阿尔萨斯地区进行马背上的旅行,创作了许多早期的诗歌。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恋人,更激发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当他回到法兰克福的时候,他的许多诗歌已经问世了。如今,德国大文豪歌德的雕像正竖立在他法国境内的母校中。

《马赛曲》也可称为《斯特拉斯堡进行曲》

很多人以为《马赛曲》当然诞生于法国南部的港口城市马赛。但是历史学家知道,这首今日的法国国歌其实诞生在斯特拉斯堡。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1792年,普奥封建君主组织联军准备越过莱茵河进行武装干涉。此时,已经并入法国领土的斯特拉斯堡成为双方交战的前沿。在此紧急关头,斯特拉斯堡市长号召人们为了抵抗普奥强暴而谱写战歌。莱茵营的工兵中尉克洛德·德莱尔一夜间完成了一首歌:

前进,法兰西的儿女们,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暴君举起血腥的旗帜,凶狠的敌兵到处在残杀人民!听,战场上传来了咆哮声!他们闯来了,要切断我们妻儿的咽喉!公民们,武装起来!用敌人的污血,灌溉我们的田野!

这首歌原名《莱茵河军团战歌》,在斯特拉斯堡唱响后,迅速在义勇军中传唱。由于马赛市的义勇军是唱着这首战歌进军巴黎的,它从此改称《马赛曲》,后来又被定为法国国歌。实际上,如果把它称为《斯特拉斯堡进行曲》,也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斯特拉斯堡也有不少独特的值得骄傲的历史建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教堂。这是所有到斯特拉斯堡的人都要拜访的地方。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如今仍然坐落在鹅卵石铺就的广场上,与中世纪修建时完全一样。1015年,它第一次修建,不久就毁于火灾,之后人们又开始建立一个新教堂来取代它。经过大约三个世纪,从1176年打地基,直到1439年才最终完成。它高142米,直到19世纪,都是城市中最高的建筑。从建筑艺术的角度看,那巧夺天工的圆花窗、石花边及三道门廊上的雕像,华丽典雅的中殿,气势不凡的彩绘玻璃窗,都使得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极负盛名。

大教堂讲坛下面,有一个狗头的雕像,这在欧洲教堂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原来,在中世纪,当教会要求教众购买赎罪券、利用教堂获取高额钱财时,这座大教堂也一度成为市场。人们带着各种商品和宠物前来,先听传教,然后就地摆摊,状态很不严肃。当时的斯特拉斯堡主教对此非常反感。他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前,便公开斥责了赎罪券的荒谬,并且规定:不允许在教堂从事商业活动,也不能带宠物进入教堂。为了以身作则,他把自己的爱犬留在教堂外。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在他传教的讲坛下方雕刻了一只小狗,以表达对他的钦佩和尊敬。

欧洲联盟是以法、德和解为基础的

教堂内还有一个1层楼高的天文钟,自1547年开始运作,至今准确无误。1547年,斯特拉斯堡还没有划入法国境内,因此,这座钟上的时间也不以巴黎时间为准。至今天文钟上有两个时针,一个指的是巴黎时间,另一个指的是斯特拉斯堡时间,比巴黎时间早半个小时。

作为斯特拉斯堡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象征,这个时钟,不仅见证了这个城市数百年来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启示着整个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斯特拉斯堡老城被爱尔河包围,因此,游船也是市内的一景。玻璃顶的游船通过一座座古老的木制水闸,可以看到城市的全景。河上桥梁纵横,沿途是古意盎然的古旧老屋。其实无论是乘船游览,还是在石板道上漫步,都会有行进在中古的惬意感受。这里的游客以德国人居多,法国人次之,大家安然微笑,毫无芥蒂的样子,仿佛多年的战乱争夺都没有发生,或者已经被淡忘。在一个大家共同建设的城市里,相逢一笑泯恩仇。

游船最后会驶出小城,直奔城外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建筑:那是1999年落成的欧洲议会大厦。新大楼玻璃的幕墙上用各种文字写着“是的”,表达着欧洲联盟的愿望。实际上,欧洲联盟是以二战后法、德和解为基础的。而斯特拉斯堡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特征,使得它成为战后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首选之地。最近,初出茅庐的欧洲联军也把司令部设在这里,使得斯特拉斯堡与布鲁塞尔、日内瓦并称为“欧洲之都”。 

濒临绝境的东北人参

作者：王永军 

现今,野生人参的价格与黄金一样昂贵,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毫无顾忌地采挖这种已经成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的珍稀植物。长白山莽莽苍苍的林海充满了无限的生机,然而这种生机对于野生人参十分渺茫,野生人参的生存状况在人类无止境的欲求面前已经濒临绝境。与此同时,在东北已有300多年的人参种植业也面临着困境。

每年的7月,在东北长白山的原始林区,都可以看到背着大小包裹的“放山”人,他们走进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遍覆浓阴的林地中寻找着永不放弃的梦想——野生人参。但是这种梦想却越来越难以实现。尽管每年“放山”人中偶有找到野生人参的,靠卖参发财的故事被当地小报传扬得花团锦簇,但当地人很清楚,那实在是凤毛麟角。那片被叫做“大林海”的长白山原始森林,数百年来早已被数以万计的“放山”人梳理了无数遍,除了树干上没有采参人的脚印,每一寸山地都被搜寻过几千次了,野生人参还能藏到哪儿去呢?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极少数的“放山”人采到人参,因一根小小的野生人参得到数万元的意外之财。于是,那些执著的“放山”人到了季节还是要深入大山,艰苦地找寻像梦一样缥缈神秘的野生人参。

令人惊叹的人参之美

“放山”是东北地区对进山采挖野生人参这一行当的称谓。这一行当古已有之,在清朝时期就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以致于清朝政府不得不制止滥采之风,在康熙年间就实行发票采参,严禁私采。这是历史上较早地由政府采取的保护野生人参资源的措施。

清政府的保护措施并不能完全控制私采人参,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惜冒死私采人参。对人参的采挖,从那时开始就已经到了滥采的程度,而今天,他们对野生人参资源进行的更是灭绝似的采挖。

东北地区之所以存在“放山”这一行当几百年,跟野生人参性喜低温密不可分。野生人参主要分布在北纬38度至48度,东经117度至134度之间,具体分布在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东部。野生人参主要生长在针阔叶混交的茂密森林中,多生长在腐殖土层较厚、湿润、少光、通风良好的阴坡。人参属于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我们所说的人参是指其肉质根。这种肉质根的根须很多,有着细密的类似于人皮肤上的皱纹,清除掉泥土后呈淡黄色,透出一种柔和自然的光泽。很多野生人参都有接近于人体的形状,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头、躯干和四肢,这也是人参之名由来的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懂行的人指点,绝少接触野生人参的都市人,即使在穿越原始森林的旅行中万幸地遇见它,一般也不会引起注意,不知道自己错过的叶片平平展开的植株之连城价值。

人参植株高度在30厘米至70厘米之间,长有像人的巴掌般平展的复叶。复叶最多能长到30片,即使株龄增加也不会超过30片。复叶带有锯齿形的轮廓,叶面是深绿色,叶背是浅绿色,很具观赏性。人参植株每年6月份开花,淡淡的黄绿色小花组成伞状的花序,在植株的顶端随林间的清风微微摆动,朴素得几乎和周边的绿色融在了一起。到了7月份,这不显眼的小花结出的参果却分外鲜艳,由众多心形的小果组成的参果,颜色逐渐由外向里变红,直至变成鲜红色,犹如玛瑙一样圆润、光泽。这时的人参植株有一种令人惊艳的美,如果在野外发现了它,不要说它的价值,单单那份美丽就会使人惊叹不已。

何处才是野生人参的栖息之所

传承多年的“放山”行业有着独特的行规。采挖野生人参很艰难,“放山”少者要几十天,多者几个月,采参人要带上大量的生活用具和挖参用具。在挖参用具中,“索罗棍”非常重要,它用硬木制成,长约1.7米,直径3至5厘米,用它拨草,寻找人参。其他用具还有小手斧、匕首、剪子、铲子、鹿骨针(或用其他兽骨制成)、棒槌锁数个(长70至75厘米的红线绳,两端各系铜大钱2枚,而且铜大钱忌用“道光”和“光绪”字样的,因忌讳人参会消失)。

“放山”一行人由把头带领进山,把头是对放山多年经验丰富者的尊称。“放山”时要排成“一”字横队,把头在横队右边,另选一位有“放山”经验的做副手,叫边棍,处于横队的左边。边棍要熟悉山路,负责引路和照顾伙伴。横队中间的人叫腰棍。横队各人间距约3米,用“索罗棍”拨草,边走边看。最先发现人参者的身份是“开眼”,发现了人参就要“喊山”,要手拄“索罗棍”,大喊人参的俗名:“棒槌!”把头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马上“接山”,大声问:“什么货?”发现者要根据参龄,按照行话据实回报,比如3年生的就说“二荚子”,4年生的就说“灯台子”。接下来的仪式颇为有趣,把头将棒槌锁的一端系在参茎上,另一端系在“索罗棍”上,以防棒槌“跑掉”。待他确定“锁”好人参后,就召集众人伏地磕头,向山神表示谢意。

真正挖参的一般都是经验丰富的把头和边棍。挖参时他们要先割除周围杂草,然后一面起土,一面用鹿骨针挑出人参的细小根须,确保每一根根须不损伤或折断,否则会“跑浆”,售价会大打折扣。其他人并非原地等待,要在四周寻找还有没有人参,并采苔藓、扒树皮,准备包参的材料。参挖出后,必须要“封包子”,也就是用装有苔藓和原坑土的筒状树皮包好。在这种半仪式化的劳作中,若碰上参籽成熟的人参,他们必须将参籽在原地种下,这已经成了“放山”铁定的规矩。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是整个“放山”过程中惟一的保护行为了。

从这些规矩来看,除了冬季地面冰冻和秋冬季节人参在地面上无植株的情况下,全年其他时间都可以“放山”,而且3年生的“二荚子”也可以采,老少统统不留“活口”。于是很多野生人参还没有长到可以开花的年龄,或者开了花还没有结果,或者是果实未成熟来不及撒布,就已经被“放山”人从地下挖出来了。

在这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放山”人在挖出人参的同时,基本上也断掉了它在野外繁殖的可能性,如此这般地不给野生人参繁殖机会的大规模、不分季节、不分大小的采挖,根本就没有采和养的平衡可言,数百年以来,人参在野外的生存系数越来越低,必然面临灭绝。

早在2000年7月,为了拍摄一种特殊植物,我来到辽宁东部的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在工作人员指点下,我在我要拍的那株植物旁边第一次见到了野生人参。看上去由于没开花,也没有结果,亭亭地平展开的叶子,与周围的草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如果不是工作人员说,这是一根两年生的人参,我根本不会格外注意它。一个月后,我再次到那里时,发现它已经没有了。对于这根小人参被盗挖,工作人员很痛惜,可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偌大的保护区,又不能整天派人守着这根人参。在国家级保护区的核心区,盗挖野参的人连这样一根小参也不放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才是野生人参的栖身之所。

百草之王的药用功效

满族人称人参为“奥尔厚达”,“奥尔厚”是草类的总称,“达”是头人首领的意思,“奥尔厚达”翻译成汉语就是“百草之王”。人们之所以把人参称为“百草之王”,主要是因为它神奇的药用功效。

中医认为人参能够补血养气、固津生液、开心明目、益智安神,对久病衰弱患者的治疗非常有效。在中医史上,关于人参入药的记载很多。战国时期的扁鹊就已经掌握了人参的药性和疗效,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称人参为药中上品,汉代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记载了21个使用人参的方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大量记载了人参的药效。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许多情节的发展都跟人参有关,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就是如此。贾瑞陷入王熙凤的相思迷局中,一病不起,当腊尽春来,病情加重时,医生说“独参汤”可治元气大亏、阳气尽脱的危症。在一般方剂中,各种药相配,人参用量不过数钱,此“独参汤”却只用人参一味,重达一二两,取其功专而力大。

通过现代研究证明,人参对神经系统、贫血、糖尿病、胃病和心血管系统等疾病有一定的疗效。与传统中医药对人参的推崇不同,以西医体系为主的现代医疗行业把人参作为药物来使用的例子很少,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了保健品来看待。

 

如果有机会到东北老乡家做客,在很多人家里都能看到一个大大的玻璃器皿,里面盛着当地的土制烧酒,中间浸泡着一根或数根白白胖胖的人参。这是很多东北人必备的滋补品,也是东北老乡特有家居摆设。在宴请客人时,主人经常会盛情地请客人喝上一两杯这种泡了数年的人参酒。度数很高的热酒入口后,细细品味一下,在酒的辛辣中,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和轻微的苦味,那就是人参的味道。在这里,人参不仅仅是一种滋补品,更多的是附加了一种浓浓的精神上的滋养。

盛极而衰的野生人参

在清王朝时期,一株质量上佳的野生人参,价格就已经大大超过同等重量的黄金。研究人参贸易历史的部分学者认为,满族作为一个偏居东北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发动对明朝的强大军事攻势,除了军事兼并和掠夺外,其财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辽东马市上的人参、毛皮贸易。满族人依靠从山上采挖的人参,赚取了大量的银两。

清王朝对采参事务的管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政府对人参贸易的高度重视。最初由兵部发放采挖人参出入东北的许可证,也就是采挖人参的参票,平均每年要下发数千张,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发放了3000余张。在乾隆九年(1744年)甚至设立了官参局,专门管理参务。清政府甚至对挖参人上山的路线都作了明确规定。持有参票的人必须在采挖后向朝廷上交规定数量的上等人参,如果有剩余的人参,才可以在严格的管理下进行交易。每年清王朝获得的人参数量平均在数千斤左右,除一少部分供皇室使用外,绝大部分用于交易,这成了当时皇室内库的一大财政收入,据统计有时竟高达70万两白银。

由于长期无节制的采挖,野生人参资源基本上已经枯竭,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园参。园参制成品有这样几个品种:生晒参,是园参经晒干或烘干的制成品;红参,是蒸制后烘干的制成品。从产地上,人参还有长白参和高丽参的说法,但也只是称谓而已,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高丽人参作为国际人参市场上的重要品牌,名字本身就是成功的标志。韩国经过多年科学的栽培和经营,在利用农田土栽培、对园参的农药及化肥残留的有效控制这些传统人参种植中很难解决的问题上,都找到了较好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人参的品牌培养上,长期集中树立“韩国人参公社”这个品牌,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在国际市场上,韩国人参(指园参)的交易价是中国产人参的10倍以上。

据统计,国内每年园参的产量在5000吨左右,现在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在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的万良镇,近几年每年人参的交易额都在2亿元以上。人参在长白山地区的一些市县,已经成了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人参园圃的美丽和隐忧

7月是人参种植园最美的时节。鲜艳的参果在参帘下整齐地排列着,如果遇有阴雨天,参地的主人就打开参帘,一棵棵亭亭玉立的人参植株,层层平展的叶子上,高高地伸出一顶红鲜圆润的宝石一样团簇的参果,偶有风来,款款摆动,别有一番风韵。

参地一般都开在森林环绕的山坡上,远望参床一列列排得非常整齐,晴天的时候参床上都盖着防太阳晒的参帘。在方方正正的参地一角一般都有一个看参的小窝棚。外地人从山上经过,看到在高山上的森林中突兀地开辟出这样一块盖着帘子的土地,绝大部分人会问起它的用处。参地一般都开在自然环境很美的大山里,具有参观价值,因此前些年,东北有些人参种植县的旅游部门推出了参观人参园的项目。由于人参的众多传说和越传越神奇的药用功效,还真吸引了不少的参观者。如果赶上人参收获季节,参观者还可以和参农讨价还价买几根新鲜的人参。

但是好景不长,近几年,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人参种植园在有些地区已经绝迹,当时人们参观的人参园应该叫做最后的人参种植园了。

人参的生长习性很独特,而且对参地的营养水平要求很高,参地绝大部分都是在林地砍伐以后开垦出来的处女地,而且要清凉湿润的山地。人参在这样的山地生长3年后,供养人参的养分逐渐耗尽,就要移参到新开垦出来的处女地上,否则人参就会因营养不良等问题大量掉苗(意即死苗)。也就是说要接连砍伐和开垦两块林地,才能保证人参长到勉强可以采挖上市。人参种植每年都要开垦大面积的林地,这与当前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参种植走入困境的关键所在。

这样,人参在种植技术渐渐成熟的情况下,又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窘境,野生人参资源在多年无节制的滥采滥挖下已大面积枯竭,在中国发展了数千年的人参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加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自然资源的今天,人参产业走进了困境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东北,有的省已经彻底不再审批开垦林地的参地了,原有的人参还不能上市的绝大部分移到林下栽种,有的省由于种植面积过大,难以快速调头,正采用种种过渡的办法,逐步实行人参林下籽种、林下移栽的办法。过不了多久,我们今天还勉强可以在东北看到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参种植园,就会成为记忆中的景观了。

我们在思考野生人参的濒危和传统人参种植陷入困境的问题时,永远摆脱不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校正。如果说大自然给我们创造了这种“能治百病的草”,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使它濒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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